Page 34 - 《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三期

抗日战争研究 2022 年第 3 期

“阔有八九尺，高约丈七八，用粗石填筑完固”，所需不到 100 金，费时不到一个月，令张棡颇为满
意。 附近前林埠的陡门已花费 100 余金，高仅数尺，因经费不继暂时停工。 董田埠陡门已过半
仞 ，筑价 200 余金，完成后规模不及丁田陡门。 不过，董田埠所筑海塘十分高大，而前林埠的海塘
①
还仅为土堆，不知何时能完工。 可见，前林埠的海塘和陡门修筑最为不力。 6 月 7 日，盛知县又命
张棡督促各村赶筑海塘。 6 月 21 日，张棡与前林士绅谈话时，说起海塘已接近完工，只是前林乡民

仍有观望不肯奋力的现象。 7 月 13 日，张棡和当地士绅谈论海塘倡筑完工的情形。 ②
从 1901 年夏至 1902 年夏，为时近一年，瑞安海塘完工。 此时正值清朝末年，国库空虚，政府力
所不逮，水利设施不完备，潮水侵入农田，给农业带来重大损失。 有鉴于此，当地士绅和耆老不得不

出而倡导修建海塘和陡门，以村为单位，按照田亩数出工出力，各村完成质量有高低、进度有快慢。
张棡常关注工程进展，与知县保持沟通，和其他士绅、族长在关键时刻平息村落之间的纷争，成为地
方水利工程方面的领导者。 这与池凤廷等在修筑前江浦陡门中扮演的角色有类似之处。 各村自行
修建，工程上不能整齐划一和利益上的纠葛，始终体现在具体修建过程中。 后里村与丁田村械斗将

起未起，同下岸村与山下村通过诉讼解决问题的共通之处是：双方出现矛盾并发展到了一定程度，
不过斗争都没有走向械斗流血的极端境地。 乡村中自然形成和延续的纠纷解决机制，显示了地方

社会的惯习和彼此之间的制约。
通过前江浦案的种种蛛丝马迹，我们可以看到池凤廷与吕龙海在乡村的地位和社会关系网：池
凤廷是修筑陡门的倡导者，和乡长有联系，池志俊能在战时远赴成都就读军校；吕龙海代表山下村
打官司，并将官司打赢，维护了山下村的利益；为保证信件收发的顺畅，池家的通讯地址写的是永嘉

③
城里有名的鱼行 ，吕家的通讯地址则为永嘉繁华之地虞师里的袜厂。 ④ 渔业、轻纺织业都是永嘉
的特色产业，虽然我们无从得知池、吕两家是否在城里有产业，但居住地和通讯处的不一致，至少反
映了池凤廷和吕龙海经常往来于城市与乡村之间。 他们也必然比普通的乡民更加见多识广，更有

能力在乡村的水利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
陡门修建以后，外受潮水冲击，内受洪水冲刷，时常出现损坏，甚至被洪水冲塌。 一般的应对方
略是，一方面设置闸夫进行看护 ，另一方面准备资金随时修复。 下岸村在前江浦的前清遗址上再
⑤
次修建陡门，以及修成两年后底坝被冲毁、横堤斜陷，应属常态。 该村仅有农户 100 多户，陡门修建
花费 1000 多元，平均每户出资 10 元，投入较为有限，工程质量水平不会太高。 这也反映了地方财

力不足、兴修小型水利设施的局限性。
1949 年前，温州历代共建陡门 182 座，全部是圬工结构，人力钩提闸板启闭，排涝能力差。 由
于海涂淤积，海岸线外移，大部分老闸随之废弃。 1949 年后，这一情形有了彻底改变：水闸质量改
善，数量进一步增加。 截至 2011 年底，温州共有各种水闸 800 多座，其中沿海水闸 420 座。 位于本

① 1 仞约为 1. 6 米。
② 《张棡日记》第 2 册，1902 年 4 月 28 日，6 月 7、21 日，7 月 13 日，第 770、785、789、796 页。
③ 池凤廷在与浙江省政府和经济部通信时，居住地址写的是“戍浦乡一保五甲下岸村”，不过通信处是“永嘉西门外海裕鱼
行”。 1941 年池志俊呈书经济部时，通信处是“永嘉麻行城门底公日顺鱼咸店”。 麻行位于瓯江边，紧邻永嘉城北永清门。 公日顺
是北门外一家较有名的鱼行。 吴树敬：《民国时期温州城区的水产流通业》，《鹿城文史资料》第 17 辑，温州市鹿城区政协学习文史
委员会 2004 年编印，第 220 页。 吴文中为“公顺”鱼行，也在北门，应和“公日顺”为一家鱼行。
④ 吕龙海的居住地址是“戍浦乡官岭山”，通信地址则是“永嘉虞师里 14 号大兴袜厂”。 虞师里位于永嘉城南门外，有很多
针织厂和其他工厂，十分繁华。 20 世纪 30 年代虞师里的针织厂有胡大成、总美和、济远、黄源利、组成、华纶、香港、华成、王顺记
等。 冯坚：《二十年代鹿城的棉织业和针织业》，《 鹿城文史资料》 第 14 辑，温州市鹿城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 2002 年编印，第
239—240 页。
⑤ 永嘉县的枫木等埭设立闸夫 5 名，年花费共为白银 8 两。 俞光编：《温州古代经济史料汇编》，第 90 页。
3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