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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雷波 ／ 秩序的重建：抗战前期江南东路的民众武装、地方党组织与新四军

撤至乡间的国民党军队溃散伤兵，在某种程度上也被乡村地方社会所容纳。 当日“沪宁东路
两侧各县的四乡八镇，都有散兵游勇潜伏着”，“乡镇里地富大户分别把散兵收留着”。 不少“中下
级军官各自带着三二十人，选择庙宇、祠堂等公房集中住着”。 梅村“因不在官塘大道，鬼子兵走不
到”，“有十几个散兵躲在镇上泰伯庙内”，“占道房居住”。 这些官兵持有武器，受过正规军事训练，
在散入乡村后，很多就直接参与地方秩序的重建之中。
１９３８ 年春节前后，东路各城区陆续出现“地方维持会”之类组织，一面号召市民回城营业，一面
发放救济粮。 逃难在乡的中小商人，为继续生活，开始回城复业。 在此形势下，“居民的心神也逐
渐地安定下来，城里有了社会秩序”。 但充满悖论的是，此时乡村秩序反趋于恶化了。 陈枕白回
忆，当逃乡市民返城后，乡村保甲长却不敢行使职权了，“出现盗窃、掳人勒赎的骚动不安的混乱恐

怖气氛”，“乡下成无政府状态”。
城乡秩序翻覆之际，“帮会”组织似起了消极作用。 中共苏常特委说：“这个区域的青帮势力很
普遍，差不多一般的人都在帮，特别商人在帮的多，因为怕他们的敲诈，有了‘老头’了就是有了靠
山。” “老头”是青帮头目的俗称。 这些帮会中人，回城后进入“维持会”中做敌探、翻译、伪警之类
①
工作，却反过来“勾结乡镇上的帮会中人物”，对在乡地主、富农及较富有者敲诈勒索，一时横行乡

里，演成“新生的土匪”。 乡村地区自此陷入极度“混乱时期”，大约持续了两三个月之久。 ②
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曾特别指出：“江南土匪如毛，是江南农村经济命脉，受着
帝国主义侵略总崩溃后的强有力的证据，特别因为国家政权撤退，日寇侵入，而乘机窃发，而特别活
跃。” 关于此期乡村秩序崩溃情形，特委报告写道：“敌人三五成群到农村中来寻女人、捉鸡和掠夺财
③
物，流氓土匪汉奸到处活动，游击队互相残杀争夺地盘，向人民要捐要粮，扰得群众不知所措。 白天怕
鬼子和汉奸，夜晚怕土匪和游击队，彻夜枪声不绝，一切都处于恐怖和无政府状态中。” 在应对持
④
续不断的公开抢劫与绑架勒赎过程中，东路地方社会逐渐走上了“半军事化”的武装自卫之路。
首先是各村村民不堪“土匪”骚扰，设法收购枪支，组建初步的自卫武装。 如锡东白丹山唐埂
村村民赵建平，就“同唐云鹄、方国良等一起收买十余枝步枪、两枝短枪，成立了防夜队”。 ⑤ １９３８
年初，陈枕白回到梅村后发现，“街上成立了防夜队，有十几个人，分两班巡防”，“附近乡村里，强家
桥、张巷、万巷、吕巷、河北的土埝下、陈四房、新华村等，也都成立了防夜队”。 ⑥ 常熟青年医师任天
石在塘桥组织的自卫队，“白天各自生产劳动，晚上则集中巡逻放哨”，“确实起到了防范盗匪骚扰，
保卫家乡的作用”。 ⑦
这一时期，大刀会在江南日渐复兴并成为乡村民众武装基本组织形式之一。 其头目多为“封
建地主”，以防匪“保卫家乡”作口号，与各村防夜队自卫队功能相似。 ⑧ 西撤的国民政府也发布公
告，鼓励沦陷区民众成立各级抗敌自卫组织。 后为规范各区民众武装，军事委员会还颁布《战区及
失陷地区国民抗敌自卫计划纲要》，要求“全国各战区包含业已失陷之地区，一律组织国民抗敌自

① 《苏常特委一年来开辟澄锡虞地区的工作总结》（１９３９ 年 １１ 月），《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第 ２ 册，第 １６６ 页。
② 《苏南敌后抗日斗争回忆录》，《陈枕白纪念文集》，第 １６９ 页。
③ 陈毅：《坚持江南抗战的诸问题》（１９３９ 年 ９ 月），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苏南抗日根据地》，中
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３５ 页。
④ 《苏常特委一年来开辟澄锡虞地区的工作总结》（１９３９ 年 １１ 月），《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第 ２ 册，第 １７０ 页。
⑤ 赵建平：《回忆锡东人民抗日武装的发展》，《苏州革命斗争史料选辑：抗日斗争回忆录》，中共苏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１９８８ 年编印，第 ４７４ 页。
⑥ 陈枕白：《〈往事与回忆〉摘录（三）》，《无锡文史资料》第 ４ 辑，无锡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１９８２ 年编印，第 ３６ 页。
⑦ 任天怀：《东路财经工作的回忆》，《苏州革命斗争史料选辑：抗日斗争回忆录》，第 ６５９ 页。
⑧ 《苏常特委一年来开辟澄锡虞地区的工作总结》（１９３９ 年 １１ 月），《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第 ２ 册，第 １６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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