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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第 3 期

看来,“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门,深居九重,欲人不见。 寻其义者,盖由杜彼颜面,防诸请谒故也。 然
今馆中作者,多士如林,皆愿长喙,无闻 舌。 倘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
栖毫而搢绅咸诵。 夫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劭直书,见仇贵族”。 ①
“史臣撰录”即为正史,故刘知幾在《史通》内篇主要对正史的编纂及其得失进行了探究。 值得
注意的有两处。 一是刘知幾在《二体》篇中论纪传体之长短,认为其短在于“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
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 ② 另外一处是刘知幾在《断限》篇中说:“修国史者,若旁采异闻,用成博
物,斯则可矣。 如班书《地理志》,首[遂]全写《禹贡》一篇。 降为后书,持续前史。 盖以水济水,床
上施床,徒有其烦,竟无其用”。 此外,“若夷狄本系,种落所兴,北貊起自淳维,南蛮出于槃瓠,高句
丽以鳖桥获济,吐谷浑因马斗徙居。 诸如此说,求之历代,何书不有? 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后
修宜辍,遂乃百世相传,一字无改”。 ③
翦伯赞自觉接受了上述认识。 他在《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的“导言”中从史官的沿革入
手,估量了“史部诸书”的价值。 翦伯赞认为,“正史上的史料,较之正史以外之诸史”,“其可靠性更
少”。 其最主要的原因即在于,“所谓正史,都是官撰的史书”。 为了证实这一判断,翦伯赞开始追
溯史官的由来,强调“中国之设史官,由来已久”。 具体而言:

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即有专司史实纪录之人,殷契、周金之镂刻,皆非具有专门技术之人才
不可。 自春秋以至战国,各国皆有史官,如赵鞅,不过晋之一大夫,而有直臣书过,操简笔于门
下;田文,不过齐之一公子,而每坐对宾客,侍史记于屏风。 至若秦、赵二主,会盟渑池,各命其

御史书某年某月,鼓瑟击缶。 《左昭二年传》,谓晋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是鲁亦有史官。
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章》,是秦亦有史官。 汉兴,武帝又置太史公,以司马谈及
其子迁为之,以后历代皆置史官。 ④

然后,翦伯赞以东汉为界分析了史官著史的不同。 “自东汉以前,史书撰著,皆出自一家,如司
马迁之著《史记》,班固之著《汉书》,虽以史官而著史,尚属一家之言。 自东汉开东观,大集群儒,遂
开集体官撰之始。”而“集体官撰”的弊端较为明显。 “自唐以降,历代政府,皆设置史馆,派贵臣为
监修;史官记注,皆取稟监修,始能着笔。 自是以后,修史者在政治的制限之下,完全丧失了纪录史
实的自由”,否则“就要遇到危险,如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韶直书,见仇贵族;而吴之韦曜,魏之
崔浩,且以触犯时讳而丧失生命。 所以历代史官,大抵变乱是非,曲笔阿时。 见皇帝则曰神圣,见反
对皇帝者则曰盗贼,简直变成了统治阶级的纪功录”。 与此不同,“正史以外之别史、杂史等,则皆
系私家著述”,而且“不向政府送审”,故“较为真实”。 ⑤
紧接着,翦伯赞在“正史”部分进一步对正史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翦伯赞认为,中国历来称廿
四史为正史,但实则只是“史料集成”。 理由有四点:第一,体裁不一,大多数皆系纪传体断代史,但
其中亦有纪传体通史。 第二,若干正史或无志,或无表。 第三,“以史实的系列而论,则重复互见”。
比如,“当据割或偏安之际,同时并世的诸王朝,各有史书,而同一史实,既见此史,又出彼史”。 “至
于论夷狄,则必追其本系,于是北貊起自淳维,南蛮出于槃匏,高句骊以鳖桥复济,吐谷浑因马斗徙

① 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第 20 卷,“忤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54—555 页。
② 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第 2 卷,“二体”,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5 页。
③ 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第 4 卷,“断限”,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0—91 页。
④ 翦伯赞:《史料与史学》,第 3—4 页。
⑤ 翦伯赞:《史料与史学》,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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