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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银 / 翦伯赞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初步建立

居等语,前史已载,后史再抄,重床叠被,千篇一律。”第四,“纪一史实,必至前后隔越,彼此错陈”。
因此,廿四史只能当作史料。 ①
两相比较,翦伯赞不仅承接刘知幾的观点对史官沿革进行了阐述,并批评了史馆制度的弊端,
进而断定正史的可靠性不如正史以外之诸史;还在刘知幾观点的基础上对正史的问题进行了归纳,
进而认定正史只能当作史料。
其次是对“正史以外的诸史”的重视。 刘知幾在《史通》内篇专门设置了《杂述》,对“史流之杂
著”进行了阐述。 其先是梳理了“史流之杂著”的由来与发展,指出“在昔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即
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 行诸历代,以为格言。 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夏禹敷
土,实著《山经》;《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语》载言,传诸孔氏。 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 而能
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 爰及近古,斯道渐烦。 史氏流别,殊途并骛”。 刘知幾对“史流之杂
著”进行了分类,将之别为偏纪、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以及都邑簿十类,
并一一予以界定。 比如琐言,刘知幾说:“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己。 故好事君子,
无所弃诸”,“此之谓琐言”,又说“琐言者,多载当时辨对,流俗嘲谑,俾夫枢机者藉为舌端,谈话者
将为口实”。 ②
刘知幾还对这十类杂史的价值进行了估量。 其中,“大抵偏纪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
求诸国史,最为实录”,“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 刘知幾强调说:“刍
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 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
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 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
‘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③
翦伯赞参考了刘知幾的上述看法,在《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的第三部分专门对“正史以
外的诸史”进行了阐述。 其先是依据刘知幾对史部杂著源流的概括指出“史流杂著,由来甚古,早
在所谓正史出现之前,即已有之”,比如“《山海经》《世本》《国语》《国策》《吴越春秋》《楚汉春秋》
之类的古史,论其体裁,皆系杂史,论其著书之时代,皆在《史》 《汉》 之前”,“自汉魏以降,此类著
作,仍与所谓正史,殊途并骛,平行发展”,至于宋代,“史部杂著,亦日以繁富”,“降至明清,则此类
著作,洋洋乎浩如烟海了”。 然后,翦伯赞征引了刘知幾关于史部杂著的分类,认为这一分类“虽过
于琐碎,但却可以显出史部杂著的诸流别。 徇此流别以观史部杂著,则纷乱一团之史部杂著,亦能
类聚族别而形成其自己的系统”。 他依据刘知幾的分类及界定对这些史部杂著一一说明,如解释
“琐言”称,“琐言所以记言,但并不如正史所载皆系堂皇的诏令章奏及君臣对话,而是小说卮言,街
谈巷议,民间言语,流俗嘲谑”。 ④ 此外,翦伯赞关于十类杂著的例证,都先引用刘知幾的《杂述》,
再补充唐代之后的例子。
最后,翦伯赞总结称,这十类“虽尚不足以概括史部之杂著,但大体上,已可由此而挈其要领”,
而“此等杂史,虽其写作体裁,不及正史之有系统,行文用字,不及正史之雅典,但因杂史所记,多系
耳闻目见之事,而且其所记之事又多系民间琐事,故其所记,较之正史,皆为真切,而且皆足以补正
史之遗逸缺略乃至订正正史之讹误。 特别是因为杂史不向政府送审,没有政治的制限,能够尽量地
暴露史实的真象”。 因此,“有时在一本半通不通的杂史或笔记中,我们可以找到比正史更可靠的

① 翦伯赞:《史料与史学》,第 6—7 页。
② 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第 10 卷,“杂述”,第 253—255 页。
③ 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第 10 卷,“杂述”,第 255、257 页。
④ 翦伯赞:《史料与史学》,第 13、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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