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 - \2023年5-6月

李长银 / 翦伯赞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初步建立

了,而以此类推,“诸子皆史,诗文集皆史,小说皆史”。 梁启超还比喻说,“我们家里头这些史料,真
算得世界第一个丰富矿穴”,从前“仅用土法开采,采不出什么来”,现在用“精密巧妙而且耐烦”的
科学方法来开采,“自然会将这学术界无尽藏的富源开发出来”。 ① 对照之下,无论是从观点上,还
是从行文、用词,甚至是比喻上来看,翦伯赞关于史料范围的认识,可以说是直接照搬了梁启超的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并略作修改与引申。
继“导言”之后,翦伯赞接下来对“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而这些阐述均在
很大程度上源自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论著。 归纳起来,这一关联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关于文献学上的史料分类。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说史料”中将史料分
为两大类,一类是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一类是在文字记录者。 其中,“ 文字记录的史料” 则包括
“旧史”“关系史迹之文件” “ 史部以外之群籍” “ 类书及古逸书辑本” “ 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
“金石及其他镂文” “ 外国人著述” 等七类。 ② 而翦伯赞将文献学上的史料分为四类,分别是“正
史”“正史以外的诸史”“史部以外的群书———经子集”以及“四部以外的各种文字纪录”,然后依次
进行阐述。 ③ 由此而言,翦伯赞是在梁启超的基础上对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进行了重新分类。
其次,关于不同种类史料价值的整体认识。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说史料”中针
对“旧史”指出:“旧史专以记载史事为职志,吾侪应认为正当之史料,自无待言。”进言之,“若以旧
史作史读,则马、班犹不敢妄许,遑论余子? 若作史料读,则二十四史各有短长,略等夷耳”。 此外,
梁启超还指出:“吾辈于旧史皆作史稿读,故如斯同书之繁博,乃所最欢迎也。 既如是也,则所谓别
史、杂史、杂传、杂记之属,其价值实与正史无异,而时复过之。”至于“史部以外之群籍”,梁启超认
为“举凡以文字形诸记录者,盖无一而不可于此中得史料”,群经、子部之书以及集部之书都是重要
史料,并进一步指出,“又岂惟书籍而已,在寻常百姓家故纸堆中往往可以得极珍贵之史料”。 总

之,“史料之为物,真所谓‘牛溲马勃,具用无遗’,在学者之善用而已”。 ④
翦伯赞基本接受了梁启超的上述看法。 首先,关于正史的认识,翦伯赞认为“廿四史不能称为
历史,只是一部史料的集成”,“当作历史,则班马之书,亦不敢妄许,即当作史料,而廿四史中有一
部分史料,也只能当作代数学上的 χ”。 然而,廿四史虽然存在这些问题,但其中“还是有很多宝贵
的史料,可以用于历史的说明”。 总之,“当作史料看,则宁取其繁琐,存真直叙,而不取其简括,典
雅与褒贬之辞”。 其次,关于“正史以外的诸史”。 翦伯赞认为,杂史的“写作体裁,不及正史之有系
统,行文用字,不及正史之雅典,但因杂史所记,多系耳闻目见之事,而且其所记之事又多系民间琐
事,故其所记,较之正史,皆为真切,而且皆足以补正史之遗逸缺略乃至订正正史之讹误”。 再次,
“史部以外的群书”。 翦伯赞指出,这类群书包括群经、诸子和集部之书,“虽不如史部诸书专记史
实,但其中皆有意无意保存了一些史料,甚至比之史部诸书上所载更为可靠的史料”。 最后,“四部
以外的各种文字纪录”。 翦伯赞强调,诚如韩愈所云:“牛溲马勃,败鼓之皮,兼收并蓄,待用无遗”,
只要“善于抓梳,废纸堆中,往往可以找到比经史子集中更可宝贵的史料。” 对照之下,翦伯赞与梁
⑤
启超的认识基本一致,甚至使用的一些词汇、引用语都雷同。
除了上述两点整体认识之外,翦伯赞关于正史、正史以外的诸史、史部以外的群书以及四部以

① 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6 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2—43 页。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1 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88—306 页。
③ 翦伯赞:《史料与史学》,第 5—36 页。
④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1 集,第 294—298 页。
⑤ 翦伯赞:《史料与史学》,第 7—34 页。
1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