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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第 3 期

传》,只要“不为它的八股式的‘书法’所蔽,仍然是研究春秋社会的最好史料”。 而“当作史料看,
诸子之书,是研究先秦学术思想最主要的史料。 而且其中亦有纪述前代史实及反映或暗示当时社
会内容的纪录,故又为研究先秦社会史最好的资料”。 作为史料,集部之书“正是各时代的社会缩
写,正是各时代的人民呼声,正是千真万确的历史纪录”。 关于“四部以外的各种文字纪录”,翦伯
赞指出,清代档案、碑铭墓志、私人函札、宗教经典等都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史料。 ① 总之,“读正史的
时候,必须要读‘野史’,读当时的文集、诗集、小说,乃至研究当时遗留下来的雕刻、绘画,从这些东
西中去找到一些现实的反映”。 ②
翦伯赞在《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 中同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刘知幾的传统史学认
识、梁启超的实证主义史学观点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
在第一部分“史料与方法”中,翦伯赞强调了“ 史料与方法” 的统一。 他认为,对于历史研究
来讲,史料与方法都非常重要。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已有过类似的看法,但梁启超仅指
出史料的重要性,要用“精密明敏的方法”去搜集史料。 翦伯赞则进一步提出:“要使历史学走上
科学的阶梯,必须使史料与方法合而为一。 即用科学方法,进行史料之搜集,整理与批判;又用史
料,进行对科学方法之衡量与考验。 使方法体化于史料之内,史料融解于方法之中。” ③ 较之梁启
超对“史料与方法”的强调,翦伯赞“合而为一”的认识更为深刻。 此外,较之傅斯年的“史学就是史
料学”与部分机械唯物论者的“重理论、轻史料”,翦伯赞的认识无疑真正踏上了“科学的阶梯”。
在第三部分“史料择别与辨伪学” 中,翦伯赞进一步估定“ 伪书” 的价值。 他受梁启超的启
发,认为只要“确知了伪书的作伪时代,则伪书还是可以用作作伪时代的史料”,并进一步指出:
“即研究史前时代的历史,伪书上的史料,也可以引用。”因为“要从文字的纪录中,找出没有文字
时代的人类之自己的纪录,那是不可能的”,因此“要辨别史前史料之是否确实,不能依于文献的
真伪,而是要以这种史料是否与考古学的发现相符以为断”,“只要有考古学的资料做根据,不但
伪《古文尚书》上的史料可以引用,即更荒唐的纬书上的史料乃至现在流行的关于远古之传说神
话,也可以引用”。 ④ 他的估定即突破了梁启超对“伪书”的认识,提升了“伪书”的利用价值。
在第四部分“史料辩证与考据学”中,翦伯赞主张“利用考古学的资料去辨证文献上的史料”。
他认为,“史料辨证”有待于考据学。 其中,清代学者对中国文献上的史料进行了“一度精密的考
证”,但还只是拘束在文献的部门之中。 仅就对诸史之书志考证来看,大半侧重于地理和艺文文献
上的史料。 这一认识有本于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但翦伯赞进一步指出,清代学者“还
不认识地下出土的史料之价值”。 当然,“晚近以来,对于考古学上的史料之考证,已经有了相当的
成就”,但也不是就没有事情可做。 例如若干青铜器物的时代,尚待考证;若干甲骨文字的字义,尚
待训释;若干汉代的石刻画像,尚待说明;所有的汉晋木简,唐人写经,尚待整理和考释。 特别是新
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都需要作详细而精密的科学研究,才能变成史料。 因此,现在对史料考证
的任务要“用现在既存的考古学的资料,去衡量清代学者考证过的史料,使考古学的资料与文献上
的资料结合为一,然后史料的考证,才算达到最后的完成”。 翦伯赞的上述认识无疑超越了梁启超
对清代考据学的批评。 而较之王国维、傅斯年等人的考古,虽考证方法有相通之处,但其目的之一

① 翦伯赞:《史料与史学》,第 18、27—32、34—36 页。
② 翦伯赞讲演,郭嗣俭、王传义记录:《中国历史讲座第二讲:关于史科〔 料〕 诸问题》,《 儿童月刊》 新 2 号,1942 年 1 月,第
10 页。
③ 翦伯赞:《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中华论坛》第 2 卷第 3 期,1946 年 10 月,第 15 页。
④ 翦伯赞:《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中华论坛》第 2 卷第 3 期,1946 年 10 月,第 18—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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