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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银 / 翦伯赞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初步建立

实”;“甚或对于中国社会的进展先有一个固定的成见,然后再找些材料来证明他的假设”,“往往是
②
先有一套史观,而后找材料”。 ① 当时曾繁康、邓嗣禹等学者也持类似观点 ,直到当代,许冠三在
《新史学九十年》中指出,20 世纪 30 年代的“唯物史观派的内哄,则令好学深思者省悟,理论与方法
固为治史者所必不可少,如用之失当,尤其是不顾史料而当作经典或教条、或结论来运用,就只能有
百害而无一利”。 ③ 其实,诚如有学者指出,社会史论战初期,“重理论轻材料是一种普遍倾向”,但
论战后期,人们已普遍认识到此前的失当。 ④ 仅就本文而言,翦伯赞在论战后期即开始一再强调史
料的重要性,至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还专门撰写《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略论搜集史料的方
法》等论著。 由此而言,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于论战初期重理论、轻材料或能成立,但认为
在其论战之后仍然重理论、轻材料则不能成立。
就中国近现代史学叙事而言,需要重审中国实证主义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学术
关系。 一般来讲,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继清末民初“新史学”之后,主要有两支学术力量,分别
是中国实证主义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这两支学术力量之间的学术关系遂成为近现代史学
研究的重要课题。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齐思和、邓嗣禹等学者即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探讨,或认为
二者“互相嘲笑攻击,彼此都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 ;抑或认为二者本应该“通力合作”,实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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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互相鄙视”。 ⑥ 此后,余英时、王学典等学者进一步强化这两派之间的“尖锐的对立”,并进行了
系统的论证。 ⑦ 然而,经过本文的具体个案考察,可以看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形成,无疑是
有效汲取了中国实证主义史学的学术资源。 而且翦伯赞并非个例,郭沫若也可以被视为“古史辨
运动”中的一位重要外援参与者。 ⑧ 当然,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不能因此而否认他们的学
术关联。 ⑨ 进言之,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实证主义史学的对抗与互动,共同构成了中国
近现代史学的学术面貌。

(责任编辑: 薛刚)

① 齐思和:《现代中国史学评论》,《大中》第 1 卷第 1 期,1946 年 1 月,第 34 页。
② 参见曾繁康《中国现代史学界的检讨》,《 责善半月刊》 第 1 卷第 5 期,1940 年 5 月;邓嗣禹《 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编纂
学》,《远东季刊》第 8 卷第 2 期,1949 年 2 月。
③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 474 页。
④ 陈峰:《理论与材料: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成就及困惑》,《齐鲁学刊》2010 年第 5 期,第 39—40 页。
⑤ 齐思和:《现代中国史学评论》,《大中》第 1 卷第 1 期,1946 年 1 月,第 34 页。
⑥ 邓嗣禹:《近五十年来的中国历史编纂学》,《远东季刊》第 8 卷第 2 期,1949 年 2 月,第 155—156 页。
⑦ 参见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363—364 页;王学典《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史学月刊》2008 年第 6 期。
⑧ 参见李长银《相得益彰:郭沫若与“古史辨运动” 的学术关联再认识》,“新时代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国际学术研讨
会”论文,北京,2021 年。
⑨ 参见戴逸《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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