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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第 3 期

始史料的整理,“最初的整理,就是用初等的逻辑方法,把从各种书中搜集来的史料,不依其来
源,而依其性质,再为类别”。 比如,“先立定经济,政治,文化三大类,然后把各种来源不同的史
料,分别归 纳 于 这 三 个 类 别 之 中”, “ 这 一 分 类, 就 泯 除 了 史 料 来 源 的 界 线, 突 出 了 史 料 的
性质”。 ①
这些认识都可以在梁启超的论著中找到学术资源。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将“专
精下苦功”的读书方法概括为三项,其中第二项是“练习注意”,认为通过这一练习,就能够“使书中
字浮凸起来”。 ② 梁启超在《历史统计学》中则强调了用统计学研究历史的重要性,认为“全个社会
的活动变化,要集积起来比较一番才能看见”。 比如,我们看见一两只蝴蝶,算不得什么,但“一旦
到了动物学者的手里,成千成万的蝴蝶标本聚拢起来,综合一番,分析一番,便成绝大学问。 我们做
史学的人对于史料之搜集整理,也是如此”。 ③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讲到“文物的专
史”时说:“人生活动的基本事项,可分三大类,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现在做文物的专史,也就
拿这三者分类”。 ④ 根据上述文本比对,尤其从“浮凸” “比较” “综合” “分析” “政治” “经济” “文
化”等词汇来看,翦伯赞关于“史料搜集整理与逻辑学、统计学”的认识应该是受到了梁启超相关论
著的影响。
通过上述考察,无论是《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还是《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翦伯赞的史
料学建设都重点参考了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
史》等论著。 除此之外,翦伯赞还择取胡适、顾颉刚等人的研究成果 ,将其作为建设史料学的重要
⑤
学术资源。

四、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探明学术渊源并不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更为关心的是,翦伯赞的史料学建设是囿于上述学术
资源,还是在此基础上有所推进? 过往学界对此已有一定认识。 许冠三、王学典等学者一方面对翦
伯赞的史料学予以较高评价,另一方面却认定翦伯赞的史料学见识并未逸出梁启超等人的议论之
外。 但翦伯赞的史料学见识实已超出梁启超等人的讨论范畴。 他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为指导,在传统史学、实证主义史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
贯彻这一建设路径的,首先是《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 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史料范围上,拓展一切文字记录皆史料的范围。 翦伯赞在《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
料》的导言部分指出,一切文字记录都是史料。 这一认识直接导源于梁启超的《治国学的两条大
路》。 不过翦伯赞并没有囿于梁启超的看法,他在该文结尾强调说:“又岂仅如梁氏所云账簿,家谱
可以当作史料,即杂志,报纸,传单,亦无一不是史料。”总之,“只要我们耐烦去搜集,则无往而非史
料”。 ⑥ 而且,翦伯赞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 他在演讲中强调:“在一个研究历史的人的眼里,任何

① 翦伯赞:《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中华论坛》第 2 卷第 3 期,1946 年 10 月,第 21—23 页。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4 集,第 76 页。
③ 梁启超:《历史统计学》,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5 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83 页。
④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4 集,第 156 页。
⑤ 比如,翦伯赞对“诸子出于王官之说”的质疑,即是受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影响。 参见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 4 册,朴社 1933 年版,第 1—3 页;翦伯赞《史料与史学》,第 29—30 页。 翦伯赞在谈及《易经》时,转引了
顾颉刚的论述。 参见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 3 册,朴社 1931 年版,第 25、43 页;翦伯赞《史料与
史学》,第 22 页。
⑥ 翦伯赞:《史料与史学》,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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