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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银 / 翦伯赞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初步建立

上述认识都不是翦伯赞的独得之秘。 翦伯赞在文中指出,梁启超著有《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
史》,对辨伪之学曾有所论列,并且拟出一个伪书及疑伪书的目录。 ① 按图索骥,梁启超在《中国近
三百年学术史》谈及“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之“辨伪书”中说:“无论做那门学问,总须以别
伪求真为基本工作。 因为所凭借的资料若属虚伪,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而虚伪,研究的工作
便算白费了。”因此,“辨伪书为整理旧学里头狠〔很〕重要的一件事”。 然后,梁启超对作伪动机、伪
书种类进行了分析,并开列了六种检查真伪的方法,一是“从著录传授上检查”,二是“从本书所载
事迹、制度或所引书上检查”,三是“从文体及文句上检查”,四是“从思想渊源上检查”,五是“从作
伪家所凭借的原料上检查”,六是“从原书佚文佚说的反证上检查”。 为了证实上述看法,梁启超都
举了相应的例子。 ② 此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辨伪的鉴别法”有类似的看法。 其中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强调说:“书有从一方面可认为伪,从他方面可认为真者。” ③ 根据文本
对比,翦伯赞的认识基本源自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而其例证则
基本取自《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在第四部分“史料辨证与考据学” 中,翦伯赞指出“在辨别书的真伪以后”,“又碰到第三个难
题,就是史料的辨证问题”,而考据学是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 翦伯赞随后指出这种学问
“汉人的经注已开其端”。 “自晋以后,辨证史籍的人,一天天多起来,如裴骃注《史记》,颜师古注
《前汉书》,李贤注《后汉书》,对于原书的文句音义,多所解释;裴松之注《三国志》,对于原书缺点,
多所增补,如有异说,并录备参考;刘攽、吴仁杰的《两汉刊误》,对于原书上的文字错舛,多所勘正;
吴缜的《新唐书纠缪》,对于原书上史实的讹谬,多所缪正”。 之后,翦伯赞对清代考据学的情况进
行了概述,并总结说:“即以文献考文献而论,清代学者,也没有考完。 例如从他们对诸史之书志考
证看来,大半侧重于地理和艺文,其他书志,如天文律历人表,虽亦间有考证,但不甚多,至于有关社

会经济之食货志,有关阶级抑压之刑法志,有关风俗习惯之舆服志,则绝无考证。” ④ 而梁启超在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之“史学”之业有七项,其中第五项

为“旧史之注释及辨证”。 书中提到,“疏注前史之书,可分四大类”,有“解释原书文句音义者”,
“如裴骃之《史记集解》,颜师古、李贤之两《汉书注》等”;有“补助原书遗佚或兼存异说者”,“如裴
松之之《三国志注》等”;有“校勘原书文字上之错舛者”,“如刘攽、吴仁杰之《两汉刊误》等”;有“纠

正原书事实上之讹谬者”,“如吴缜之《新唐书纠缪》等”。 然后,梁启超即对清儒的“旧史之注释”
进行了概述,并总结说:“右表所列,关于地理者什而八九,次则经籍,次则天文、律历皆各有一二,
而食货、刑法、乐、舆服等乃绝无。”即此一端,“可以看出乾嘉学派的缺点”。 ⑤ 对照之下,翦伯赞关
于考据学的认识基本源于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在第五部分“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统计学、逻辑学及唯物辩证法”中,翦伯赞指出,完成以上的
工作后才可开始搜集史料,“搜查的方法,最好是依史料的性质,分作若干次进行。 例如第一次,
搜查经济史料,第二次,再搜查政治史料,第三次,再搜查文化思想史料”。 此法的一个好处,在
于能够“使我们所注意的史料,在我们面前浮凸出来”,但是“史料的搜集,也不是一件容易事情,
他需要有认识史料的能力”。 “个别” “ 片面” 地看待某些史料,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只有通过
“综合”“分析”“比较”,才能显出更大的价值和意义。 这就需要统计学的方法。 然后即可以开

① 翦伯赞:《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中华论坛》第 2 卷第 3 期,1946 年 10 月,第 17 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2 集,第 527—537 页。
③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1 集,第 328 页。
④ 翦伯赞:《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中华论坛》第 2 卷第 3 期,1946 年 10 月,第 19—21 页。
⑤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2 集,第 561—5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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