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4 - 《近代史研究》2020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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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旧习惯,不过把他来下一番批评”。并举例说:“如从前的一把太师椅的价值是银四圆,八仙桌
的价值是银十元。现在要把他们的用处和式样与现在的新式椅桌比较起来,下一个批评,重定一个
价值,没有把他们都当柴烧的意思。”①蒋梦麟与之前的傅斯年相似,“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成为其
辩白己方不存在对方所指控的“错误”的一种说辞。
正因为这一口号是用以统合“无论怎样不一致”的种种新思潮,故在胡适提出“重新估定一切
价值”之后,种种新思潮均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需要援引,即时人对该口号的认知是多重的。例
如,主张破坏传统的人就看到“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是“二千余年来被认为金科玉律的旧传统观念,
来一个重新估计”,并且估定的结果是“发现其全部历史中都写着’吃人’两字”。②而试图维护传
统的杜亚泉也只是希望新派“对于旧习惯加以批评,若批评之后,确是应该推翻,然后大家推翻
他”,主张的也是重估。③后来熊以谦在驳斥鲁迅“少看中国书”的主张时,便也引用该口号来为中
国书争一席之地,他认为“圣经贤传上的嘉言懿行,我们也要从新估定他的价值”,“今鲁先生一口
抹煞了中国书,只要行,不要读书,那种行,明白点说,怕不是糊闹,就是横闯吧”!④杜亚泉与熊以
谦都是借“重估”来反对“抹煞”。此外,立场倾向宗教的人在面对非宗教同盟时也用“重新估定一
切价值”自我辩护,“希望反对宗教的大同盟略退一步而变为研究宗教存废问题的大学会,先把宗
教的价值重新估定一下再说”。⑤基督教信徒包世杰甚至认为,汉口圣公会主教“刷新基督教”与
尼采“打破基督教”的主张都是“重新评定真价值”,也属“新文化运动的精神”。⑥
不过,当时更多的人强调重估是对中、西两方面的。新潮社的吴康认为“’重新估定价值’六个
字,正是’怀疑’的真精神”,只是他怀疑的对象并不像胡适那样侧重中国传统,而是要“时时拿’怀
疑’的方法,检验我们所有一切的知识,不论他是故乡的土产物,抑是外洋的舶来品”。⑦后来罗家
伦在回忆时也说,新文化运动是用“新的科学方法,来判断一切”,“要用科学的度量衡来重新估
价”,“并不是盲从西洋”,“也不能迷信中国”。⑧其实吴康、罗家伦都相对趋新,但在表述时都选择
折中。与之相对的,梁启超当时倾向中国文化,但他的表述也看似不偏不倚,他称其为“思想解
放”,并说“既解放便须彻底,不彻底依然不算解放”,“中国旧思想的束缚固然不受,西洋新思想的
束缚也是不受”。他反问,“拿孔孟程朱的话当金科玉律,说他神圣不可侵犯,固是不该;拿马克思
易卜生的话当做金科玉律,说他神圣不可侵犯,难道又是该的吗?”⑨上述众人对中西文明的文化态
度其实各异,但正因他们根本上同有“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一新思潮的共同精神,所以在当时多
数时候既自认为同时也能被承认是新思潮之一种。
① 蒋梦麟:《何谓新思想》,《东方杂志》第17卷第2期,1920年1月25日,第117页。
② 菊圃:《论“五四”新文化运动)(1940年5月),杨琥编:《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1919—1949 )》,
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55—61页。傅斯年后来也说,提出“重估一切的价值-“发动这个重新估价-,其实是“对于传统的物
事重新估价一番-,具体而论,是“洗刷-中国传统“明哲保身的哲学-红老哲学“虚文哲学-“样子主义-“面子主义-等“一切
一切的哲学和主义-,且“有感情的策动-,,有过分的批评傅斯年:《“五四-二十五年》(1944年5月4日),原载《大公报》(重
庆),1944年5月4日,收入陈槃等校订《傅斯年全集》第5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279页。
③ 5父:《蒋梦麟〈何谓新思想?〉附志》,《东方杂志》第17卷第2期,1920年1月25日,第119页。
④ 熊以谦:《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1925年2月25日),《京报副刊》,1925年3月8日,第6版。
⑤ 济徵:《评“非宗教同盟”》,《东方杂志》第19卷第5期,1922年3月10日,第4页。
⑥ 《基督教问题(包世杰致陈独秀)》,《新青年》第7卷第5期,1920年4月15日,第1—3页(栏页)$
⑦ 吴康:《从思想改造到社会改造》(1921年1月4日),《新潮》第3卷第1期,1921年10月1日,第41页。
⑧ 罗家伦:《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和影响——民国二十年五月四日在南京五四运动纪念会演讲》(1931年5月4日),杨琥编:
《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1919—1949)》,第27—28页。
⑨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1918—1919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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