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1 - 《近代史研究》2020第三期

周月峰/折中的“重估”

孝，伪仁伪义，伪伦理，伪政治,伪教育，无一物一事不是伪的”，此处仍是将“旧思想”与“现在的思
想”进行了区隔，使“旧思想”不必为糟糕现状负责。紧接着，他却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主张，转
而认为要改造根性，廓清虚伪,就是要“一方面将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输入进来，他方将固有文化
整理起来，两面夹攻，自然可以达到目的”。①
当时张东苏与胡适方才开始论交，并且刚经过与傅斯年极不友好的论辩，故在与胡适的书信往
来中，似乎带着点谨慎,有意无意顺着胡适的思路说。但正因借助了胡适“整理”的概念，张东苏可
以将“固有文化”（虽需要整理后）作为正面力量与“西方文化”相提并论，一起夹攻“支配现在中
国”的思想。相较于此前所说“历史上的思想虽不必使他再生,但是不可一概抹煞”，有了本质区
别，又转到了温故知新的一边。如此看来，似乎张东苏反而是在与胡适的论述中渐渐为“固有文
化”在新文明中留下了一席之地。②这或可以说是张东苏为“再造文明”所拟的办法。
傅斯年、毛子水等新潮社同人无疑会关注到这一场由傅斯年本人引起的、有胡适参与的论争，
这也是为何傅斯年当时想作一篇《国故论》，而毛子水稍后写了《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他们的用意
之一便是论证“国故是应当研究的”，这是针对张东苏对固有文化不再生不抹煞观点的另一回应,
也是自己一方“骂”国故的根据。但另一方面,或许又由于后来张东苏将“固有文化”与“西方文
化”相提并论，毛子水才需要说明“国故虽然应当研究,但是比较起现在世人所应当研究的科学起
来，直是’九牛一毛’”；傅斯年又再次强调，“研究国故好像和输入新知立于对待的地位,其实两件
事的范围，分量需要，是一和百的比例”。③
在胡适、张东苏、毛子水、傅斯年各自的方案中，对“整理”的理解以及“整理”后的固有文化在
未来文明中的位置或许仍有差异:同一“整理”，在张东苏论述中，对应的是“附会”与“一概抹煞”;
在傅斯年的论述中,对应“追摹国故”；而在胡适的方案中，“整理”对应着“盲从”“调和”。可以看
到，“附会” “盲从”“追摹国故”意思相类,是他们所共同面对的,然傅斯年、胡适侧重于此，他们的
“整理”是要将神圣化的国故重估甚至抹煞，最大程度降低国故地位;而张东苏更多针对“一概抹
煞”之说,因国故已被过多抹煞，他的“整理”则变成了重估“已死”的国故，使其地位有所提升％可
见,在表述上，“整理”是一个折中各方的词汇，它既能接续《新青年》派一贯反传统的立场，找到了
“破坏旧有的主义”之根据;但同时“整理”又非破坏，故也能让为国故免除责任、主张“不骂不破
坏”的张东苏赞同;又因“整理”之后的国故仍然可以是“清水”，所以甚至连向东方文化者也能接
受％他们方向不同，甚至相反，但“整理”则一,“重估”则一。可以说，“整理”“重估”是双方（或多
方）在实际争论、妥协中逐渐取得的彼此都能接受的一种表述。
值得注意的是，因胡适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有反传统的一面，很多人即因这一反传统色彩
而把五四视为西方意义的“启蒙”。不过，胡适这一表述来自尼采,而尼采恰以“反启蒙”著称，两者
不无矛盾。④然而，如果回到上述两场争论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傅斯年援引“让每件东西的价值都
被你重新决定”还是胡适提出“整理”，其实都是应对蓝公武、张东苏等人及背后对古今中西均需

① 《通™:张东苏致胡适》，《时事新报》，1919年3月24日，"学灯”，第3张第4版。
② 有意思的是，氏主张与张氏自己一•前的言论有相似处，他当时便认为"欲救国，必于一方扶持其固有之德，用以制固有
之不德，复于他方灌输新道德”，则"固有之德”与"灌输新道德”本不矛盾，不过氏时从"道德”扩大到了" F化”而已。东苏：《民德
立国论》（上），《时事新报》，1918年2月26日，第1张第2版。
③ 傅斯•在1919年4月底曾说："两三个月以前，我就想做篇国故论。”傅斯年：《毛子水〈国故和科学f精神〉附识》，《新
潮》第1卷第5期，1919年5月1日，第744—745页（卷页）；毛子水：《国故和科学f精神》，《新潮》第1卷第5期，1919年5月1
0，第736页（卷页）。
④ 罗志田：《课业与救国：从老师辈f即时观察认识"五&”f丰富性》，《近代史研究）2010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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