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3 - 《近代史研究》2020第三期

周月峰/折中的“重估”

估定一切价值”首先不是一人一派的主张,而是对于“无论怎样不一致”的种种新思潮的统合。
这也与胡适当年“立异以求同”的主张相关。此前梁启超一派的孙几伊曾对胡适表示“吾们纵
然不免小节目上有不同之点，但是主张的大体总是相去不远”，胡适回应说“吾们是立异以求同”。
胡适对张东苏也有过类似表示,说张“’立异’的目的在于’求同’”。①胡适对“异”相当包容,这一
点与钱玄同不同。故钱氏曾批评胡适“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胡适回应称
“我'立异’并不'以为高’”，“我'立异’的目的在于使人'同’于我的'异’”，并且，“正当的'立异’
皆所以’求同’”，而钱玄同则是“惟恐人’同’于我们的’异值得注意的是，“使人’同’于我的
'异’”一句已说明胡适也承认自己也仅是众“异”之一，表明他非常清楚新思潮中有众多“异”的存
在，而他只是希望有一个大体相同的“公共的一点”。例如，在对待宋春舫时,胡适便说只要“算得
是一个新派人物”，便“不当把他骂出我们的大门去”。②可以看到，即使新思潮中众多观点与胡适
相异，他也并不骂出去,求同而能存异，仍承认其为新思潮％就此而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和“评

判的态度”成为胡适所能接受的新思潮的底线，并借此容纳多元的新派。③
正如余英时在回忆录中所指出的，“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仅提出/评判的态度’作为所有参
与者的共同精神”，“只能要求工作者具备'评判的态度’便足够了，至于他们个人的思想或信仰取
向，则是完全不相干的问题”。④实际上，当然并非“完全不相干”，其间仍有亲疏之别。但在纷繁
复杂的五四思想界中，但凡具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或“评判的态度”这一精神的,胡适大致尚能
接受其为新思潮，至于重估、评判之后的思想文化取向，即使有些他自己并不认同，但也并不严格排
斥。甚至于这个底线有时显得过于宽泛，以至于连“当时批评五四的所谓守旧派也和他们'进步
的’对手一样,不但具有批判的精神，而且也采取了西化的立场”，似乎也符合“新思潮的根本意

义”。⑤同样的，胡适心中的新思潮大概也包括了他自己极不喜欢的对“西欧文明”的重估、抹煞。⑥
进而言之,“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是对在“外国偶像”和“固有文化”争论中受到质疑的一种回
应，在表述上进行了折中，同时也能应对其他类似质疑。当杜亚泉批评“今日之揭菓新思想者，大
率主张推倒一切旧习惯”时，蒋梦麟可以借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批评的态度的最
好解释”一句来回应，认为杜亚泉的话“实在是太武断了。他们抱新态度的人，何尝一味主张推倒

① 孙几伊：《胡适之先生谈片》，《时事新报》，1919年2月17日，"学灯”，第3张第3版;《张东苏胡适之通信》，《时事新报》，
1919年3月24日，“学灯”，第3张第4版。
② 《胡适致钱玄同）（1919年2月）、《胡适致钱玄同）（1919年2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
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9页。原书将后一函年份断为1918年，实为1919年。
③ 不只胡适，有时这也是陈独秀的底线。他后来说：“尼采说得对「经评定价值始有价值；不评定价值，则此生存之有壳果,
将空无所有所有绝对的或相当的崇拜孔子的人们，倘若不愿孔子成为空无所有的东西，便不应该反对我们对孔子重新评定价
值。”他甚至认为：“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敢肯定的说有。”与胡适相似，在陈独秀看来，评定之后有没有价
值反倒在其次，最重要的便只在“重新评定价值”。陈独秀：《孔子与中国）（1937年），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
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页。
④ 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31—32页。
⑤ 余英时据胡适此文推论说：“如果新思潮或新文化的中心意义是在批判精神指引之下研究西学与中学，而研究的目的又
是使两者互相阐明以求最后获得一种创造性的综合，那么'新文化'或'新思潮'的概念便必须扩大到可以包括参加了五四运动的
每一个活跃分子。”这里的“五四运动”无疑是指广义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胡适之所以以“评判的态度”作为新思潮的根本精
神，本身便是希望涵括新文化运动中的每一个活跃分子。余英时：《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 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
思》，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7卷，“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3页。
⑥ 胡适在1933年时曾不无遗憾地说，在欧战和苏俄的共产革命后，“一切价值”都经历了 “重行估定”，尤其是对“西欧文
明”的重新估定，甚至“中国青年人的议论就几乎全倾向于抹煞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西洋文明了”。对此风气，胡适在五四时必定早
已有所感受，而仍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为新思潮的根本精神，则理论上确实未将其排除在新思潮之外。胡适：《建国问题引论》
（1933年11月19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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