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9 - 《近代史研究》2020第五期

&成史屠寃 2020年第5期

认为的“中山装”，恐怕并不是孙中山一直在寻找的那个可以取代传统服制规定的“适当之服式”。
至少，无论在孙中山去世前还是去世后，他和国民党人都没有就何谓“中山装”问题统一过看法。①
所谓“五粒扣子，代表'五权分立'；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三粒袖扣,则表达'三民主义'”之

类后人的政治附会,和孙中山本人并无关系。②

“中山装”的流行与“衣服革命”

尽管后来的“中山装”与孙中山本人的意志可能扯不上多少关系,但是,1927-1928年,随着国
民革命军北伐摧枯拉朽式的胜利，国民党人在全国上下推动的“中山装”热,一度确实极大地影响

T国人的着装选择。以至于这波易服浪潮兴起之际,如同辛亥革命所引发的易服热一样,江南丝织
绸缎业主普遍因倍感危机而怨声载道，生怕“中山装”把中国丝绸的销路彻底堵死。
1928年春,中华国货维持会及江浙丝绸机织联合会赴宁请愿，要求维持1912年《服制》所定乙
种常礼服，即男用袍褂、女用裙衫,并应定为国服，以确保丝绸业能维持基本生计。原本忧心忡忡的

代表们到南京后，却意外地受到了从总统府到中央党部、内政部、工商部、法制局等各部门的热情接
待，甚至还在成立不久的工商部楼内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国货陈列室”，看到了室内悬挂着的诸如
“爱用国货是救国”等各种宣传招贴与标语样式。这种情况让各代表深感释然，最后竟“满意而

归”。③
实际上，孙中山在生命最后阶段以身作则，特别是在1924年几度公开呼吁“保护本国货物”，
对国民党人影响颇深。国民政府各部门定都南京伊始，多注意到社会上许多人仍旧视“中山装”为
西服，也只能去西服店订制的情况。而想要保持制作品质的西服店的裁缝们，也每每会告诉客户:

“质料非用外国货不可，国货绸缎是不能用的”，“布虽可用,但穿起布的中山装,未免一副穷相,倒
还不如不穿为妙”。④有鉴于此,内政部长薛笃弼走马上任,刚拜见过蒋介石等党政军首脑,转头就
对记者宣布说:今后本部职员将“一律着用毛蓝色棉布中山装，矫挽近奢华之积习”。⑤工商部设立

伊始，也马上专门就呢绒国货生产情形做了市场调查，然后去函各地政府，要求纠正人们对国产呢
绒织品的认识偏差。函称:“查近来社会采用中山装、学生装及西装者日见增多，惟所用质料大半
系舶来品，金钱外溢，属殊堪虑。”工商部随函附上该部“国货哗叽呢绒织品最近调查表”，要求各地

政府“通令所属人民，一体购用”“苏沪广州等地各棉毛织品工厂所仿制之外国呢绒哗叽暨其他替
代品类”，“以挽权利而维国产” o®
问题是，孙中山去世前就反复提醒过国人，穿西服的问题主要并不在中国有没有呢绒织品，而

在于其品质和价格有没有竞争力。不要说尚在起步中的国产呢绒,就是国产棉纱棉布亚麻制品，一

① 比如1927年冯玉祥自己穿着并下令开封各机关职员一律穿着的，就是学生服的中山装；而1929年张学良改着并要求东
北各机关职员穿着的，就是黄埔军服式的"中山装”。参见《服中山装读三民主义之冯玉祥》，《图啟日报》第367期，1927年6月12
EJ，第2页；《留须后着中山装之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北洋画报》第7卷第305期，1929年4月13 EJ ,封面。
② 大陆很多研究者相信这类说法，但从未见提供史料依据。参见周松芳编著《民国衣裳：旧制度与新时尚》，广东南方日报
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4页；陈蕴茜《身体政治：国家权力与民国中山装的流行》，《学术月刊》2007年第9期，等。也有研究者
认为，氏类说法甚至不是出自国民党，而是属于改革开放后大陆个别学人的“新创造”。见薛伟强等《中山装”政治含义“考辨》，
《历史教学》2014年11月上半月刊。
③ 《请愿制定国服代表返沪》，《新闻报）,1928年7月1日，第18版。
④ 臣朔：《中山装》，《国闻画报）1928年第29期，第2页。
⑤ 《薛内长谈话内部组织力求俭约员工一律穿棉布中山装》，《中央日报＞,1928年3月28日，第2版。
⑥ 转见《浙江省政府训令》（1928年10月26日），《浙江建设厅月刊》1929年第20期，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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