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1 - 《近代史研究》2020第五期

&成史屠寃 2020年第5期

新式旗袍能够迅速风行,与中山装能够迅速普及全国，除人们的思想明显在解放外,显然离不
开越来越多能够做出符合人体曲线式样服装的中国裁缝的出现。据王伯龄回忆,1924年春黄埔军
服设计出来后,曾经找过广州的中国裁缝,想要先做几套样服,结果没有哪个能接这单生意，因而不

得不去沙面租界找那里的日本洋服店才做了出来。以后大批量的这种西式军服，还是陈果夫千里
迢迢跑到上海去找了那里的中国西服店才做出来。①在北伐战争前后国内西服需求量最大的上
海，被人称为“红帮裁缝”开的中国西服店,1910年只有6家,1920年前后也只增加到29家，到

1930年前后增加到68家，进入1940年代则一跃而达到340家之多。②同样,1924年广州几乎还没
有一家中国人开的有规模的洋服店，但随着黄埔军校及其国民革命军军服生意的需求渐旺，到
1926年黄埔军校就已经可以在《广州民国日报》上登广告，并且可以用招投标的方法就地征召中国
裁缝来成批制作军服了。③

理论上，全国各大中城市这方面的情况应该基本类似。但事实上，国民革命军尚在北上之际,
敢卖中山服和做中山服的中国裁缝已经遍地皆是。有人在1928年秋冬去山东泰安时，惊讶地发
现，总共只有两条热闹大街的泰安，“只是定做’国民军装'和’中山党服'的，就有七八家”。而城
里城外两条主要街道上，“只是穿’国民军装'和’中山党服'的，就来来往往的使你数也数不过

来”。④
不用说，在泰安这样的小城市里，人们所穿的“中山装”或国民革命军军便服，基本是用国产棉
麻织品做衣料,其剪裁、制作、品相和质量应该十分粗糙,有些甚至可能还似像非像。但这种情况至

少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国民革命的大潮下，中国大中小城市中的主流人群，已经普遍开始接
受用现代的服饰观念和西式剪裁技术制作的新式服装。虽然更时髦的西装或长靴马裤流行于上
海，但质地粗糙的棉麻布料中山装、学生装，在生活环境及经济条件远不如大城市的众多中小城市
乃至乡镇,依旧还有较大市场和需求。因为广大基层公教人员,乃至青年学生，仍旧有穿学生服、军

便服（“中山装”）的实际需要。

结语:国民政府的“服制”为何不进反退？

综上可知,既受过西方现代思想熏陶，也很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孙中山,对具有重要“观瞻”作
用的“服制”规定，是相当重视的。为了找到一种符合国际现代潮流,同时又能照顾到中国自身特
点,“壮于观瞻”的礼服，做过各种尝试。但很显然,无论是学生服，还是猎装式军便服，都没有被他

列入礼服的层级。孙中山最看重并曾一直力推的，还是西装革履。以至于他去世入殓时，家人还是
根据他生前的遗愿，为他穿上了全套西装革履，上身穿的还是西式大礼服，并戴上了大礼帽。⑤这

是因为，在其一生所有重大政治场合，即每一次出任总统一职时，他都会穿全套的西式大礼服。在
这一点上，孙中山的继承者，即后来的国民党领导人，明显没有接受孙中山通过着装观念所展现出
来的更加开放的世界观。
1929年4月16日国民政府公布施行的《服制条例》，明定实为满服的蓝袍黑褂的长袍马褂为

① 王伯龄:《黄埔创始之回忆》（续），《黄埔季刊）1939年第1卷第2期，第2—3页；陈果夫:《黄埔建军史之一页》，李扬主
编：《黄埔军校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27页。
② 刘云华:《红帮裁缝研究》，第29页。
③ 徐丽飞：《黄埔军校广州时期军服研究》，《岭南文史》2017年第1期。
④ 雍湘：《唉,那中山装!》，《国民新闻副刊＞1928年第34期，第7页。
⑤ 《中山先生荣哀录》，上海民权书局1926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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