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2 - 《近代史研究》2020第五期

杨奎松/ “问道于器”

“男子礼服”，只给了学生服以“男公务员制服”的名义，对西装装束要求则未置一语,只含糊地提了
一句:“男女因国际关系服用礼服时得采用国际间通用礼服。”①
如此“服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包括国民党人士在内的很多人的质疑。《服制条例》颁布后不

久，国民党中央第八次常务会议即要求在定于6月1日举行的总理灵柩奉安大典上,中央及国府委
员均“改用素地蓝袍黑褂”，浙江、江苏等党部对此公开提出异议，要求参加总理奉安人员“应一律
着中山装”。②但此等要求均未得到国民党中央的应允,孙中山奉安大典上中央及国府委员仍统一
着蓝袍黑褂,其他人等的着装则不免各式各样。

国民党中央主导并坚持以满服的长袍马褂为礼服，自然与孙中山晚年特别是其临去世前两个月
里一直把长袍马褂当作一种礼服来穿的做法有关。而《服制条例》坚持不正面规定西装为礼服，甚至

有意避提孙中山曾长期力推的西装，某种程度上则与这时大力推行“革命外交”,倡言“废除一切不平
等条约”，并相信中国“已到与帝国主义对垒之期”这一政治背景有关。③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这时
主流社会的着装习俗，以及国民党中央最高领导人对传统文化和长袍马褂的某种偏好在起作用。
对于《服制条例》与孙中山的西装偏好，以及与国民党各级党部对“中山装”宣传推广之间的矛

盾性,国民党中央自身也有清醒的了解。几年后，国民党中央就不得不对《服制条例》加以修正。
1936年年底，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开宣布说:“现行服制条例，多有不适合现在情形之处”，已与各方
详加商酌研究，目前已修正完成，正在呈送部长及行政院审核中。④

然而，此次内政部《服制条例》的修正稿未能通过相关审核，以至到抗日战争期间仍在延续修
正。虽然到1939年再度形成了较确定的修正草案，但是最终还是未能得到最高层的批准,致胎死
腹中。1929年的《服制条例》因此也成为国民政府关于国民礼服和制服的唯一法令。

1939年《服制条例》修正草案的最主要的修正，其实就是对1929年《服制条例》来了一个大翻
案。它参照1912年《服制》的形式，重新规定了礼服要设大礼服和常礼服两种。但草案仍未接受
西式礼服文化,而是简单地改定学生服为大礼服和常礼服之甲种,转而将长袍马褂退而保留为常礼

服之乙种。修正草案在对西装和中山装问题上所做的重要调整，就是明确点出了“西装”和立翻
领、4个贴袋的“中山装”，必要时可与常礼服并用。⑤不难想象，这一修正草案的意见很大程度上
仍旧反映了国民党党内相当部分人士的心态和主张，但是，把学生服定为大礼服和常礼服,显然是
时任国民党党政军最高统帅的蒋介石难以接受的。

一方面是国人在着装问题上越来越普遍地接受了西式的现代着装观念，即使是那些习惯于传
统袍褂裙衫者，也无不渐渐放弃了直筒宽摆的传统衣型;另一方面是孙中山事业的后继者中有相当
一部分人长期排斥西装革履，反而把着长袍马褂视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延续正统的一种意志表现

与政治象征。正是这种矛盾的现象和心理，导致了国民党人对服制问题的态度变来变去，最终在自

① 《服制条例》，《行政院公报》1929年第40期，第13—18页。
② 《中央第八次常务会议奉安时中央国府委员改用素地蓝袍黑褂》，《中央日报）,1929年5月7日，第1版;《呈请于总理奉
安时参加人员应一律着中山服左臂绕黑纱》，《江苏党务＞1929年第5期，第43T4页；《浙省党部执委会议推定奉安代表礼服改
定中山装》，《时报》，1929年5月15日，第3版。
③ 参见《何应钦之政治报告》，《中央日报＞,1929年2月6日，第4页；《三全大会外交报告之决议案》，《中央日报）,1929年
4月1日，第4版。
④ 《服制条例内政部修正竣事》，《中央日报＞,1936年11月8日，第4版;《修正服制条例》，《民国日报＞,1937年2月4日，
第3版。
⑤ 转见刘梦醒、张竞琼《民国服制法令中男子礼服的演变》，《武汉纺织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张竞琼、刘梦醒《修正服制
条例草案的制定与比较研究》，《丝绸》2019年第1期。注：这两位作者的前后文章对《修正服制条例草案》形成时间的认定存在明
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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