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 - 《近代史研究》2020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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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史屠寃             2020年第6期


          而大部分经费不得不花在设施建设和人员雇用上。在关于清末东北大鼠疫的既往研究中,经费问
          题虽较少得到关注①,却不失为一个了解清末财政运作和防疫行政的重要视角。本文将从经费筹
          集和花销入手,探究东北防疫中“财”与“政”的问题。

              需指出的是,本文的主旨不是确定防疫花销的具体数额。除了资料的局限之外,这一研究取向
          还取决于其他两个原因:一是当时东北地区货币混乱,很多数据是由地方官根据当地币值上报的,
          已很难进行汇兑计算;二是因为各地官府有故意多报以谋求利益的意图,故而数据本身也是存疑
          的。因此,文章采取一种反向观察的方法,通过探究官府在防疫中如何筹措和花销经费,了解清末

          中央和地方在处理紧急事务时的财政运作②,剖析防疫行政具体处理什么样的事务。③希望将
          “财”和“政”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即从“财”的角度探究“政”的内涵,也从“政”的角度了解“财”的
          运作。



                                         一、东北防疫的复杂性及其缘由


              有清一代,各地疫情频发,地方官府有一套应对机制,基本按照灾异来处理,具体事情交由社会

          组织办理,极少演变为一场动员各种国家力量的政治事件。④近代以来,为保障自身的生命安全,
          列强积极干涉开放口岸的卫生防疫,质疑传统防疫机制,通过交涉强迫官府遵行其意见。为避免由
          此引发外交纠纷,地方政府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适。到宣统朝大鼠疫期间,疫情涉及面广,出现跨

          区域、跨国传播的情况,中央政府虽然重视防疫,并拨付了部分经费,但承担防疫领导责任的是东三
          省总督,由其在全国范围内调动各种资源,宜接采取各项防疫措施,建立起卫生防疫机构和制度,才
          控制住疫情蔓延。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需立足于区域社会,从当时东北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
          出发,分析其发生、发展的复杂性,将有助于深入理解“财”与“政”的丰富内涵。

              首先,由于复杂的地缘政治,东北防疫受到日俄两国势力近在咫尺的威胁和干涉,“不得不为
          之”成为当局遵循的基本逻辑。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各国在卫生防疫领域已经达成共识,建
          立起一套拥有标准模式的卫生行政制度,由国家承担防疫事务的管理和运作,因此,列强在卫生防

          疫事务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要求中国本着制度同型的原则,建立一套规则和组织,由政府承担起





             ①   已有学者对东北防疫的经费做了初步研究。如焦润明在其专著《清末东北三省鼠疫灾难及防疫措施研究》第2章讨论了
          防疫款项的来源和用途,但未考究其实际运作状况。杜丽红讨论了雇佣西医防疫的状况,参见杜丽红《清末东北官聘西医及其薪
          津状况考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4期。
             ②  已有学者对清末财政政策的剧烈变动进行了研究,指出不仅财政主要以筹措要需为导向,而且地方财政开始形成。在东
          北防疫过程中,中央和地方围绕经费筹措的讨论和交涉则是了解清末财政运作的具体个案。参见陈锋《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申学锋《晚清财政支出政策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   宣统朝的东北大鼠疫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已有从主权、文化、医学、地缘政治、环境等角度展开的多角度、多层次
          的研究。Carol Benedict,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Modem China,XdL 14,No. 2 (Apr. ,1988) ,pp. 107 - 155 ;费克
          光:《中国历史上的鼠疫》,刘翠溶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下册,台北,中研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第722—724页;
          Mark Gamasa, "The Epidemic of Pneumonic Plague in Manchuria 1910 - 1911, "Past and Present,Nol. 190 (Feb. ,2006) ,pp. 147 - 184 ;
          胡成:《东北地区肺鼠疫蔓延期间的主权之争(1910. 11—1911.4)),(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8年第3期;Sean Hsiang-lin Lei,
          “Sovereignty and the Microscope:Constituting Notifiable Infectious Disease and Containing the Manchurian Plague (1910 - 11) /'in Angela
          Ki Che Leung and Charlotte Furth ( eds. ) , Health and Hygiene in Chinese East Asia: Policies and Publics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10) ,pp. 73 -108; William C. Summers, The Great Manchurian Plague of 1910 -1911: The
          Geopolitics of an Epidemic Disease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o
             ④  参见梁其姿《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韦的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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