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4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五期

2022 年第 5 期

绩不良，即乘机撤销……略据规模之职业学校，改办初中，或恢复高小” ，使本就处于萌芽状态的
①
职业教育再受打击。 1925 年，专门职业学校有 1006 所，设职业科的中学 42 所；至 1926 年，职业学

校减至 846 所，设职业科的中学也仅增至 57 所。 ② 师范教育亦然。 “中师合并”使师范失去独立地
位，其结果是“师范教育根本动摇，数年来百孔千疮，病态毕露”。 ③ 综合中学对职业学校空间的挤
压可见一斑。
由此，综合中学既失去了普通教育的原有水平，又未能在职业教育上有所建树，尴尬之地位颇

受人诟病。
3. 个体示范与全局效果的扞挌：精英中学的局限性
“新学制”颁定后，一批中学跟随东大附中积极探索综合中学模式，而其中最早施行新学制的
学校，大多为各地首屈一指的名校，如江苏省立一中、岳云中学、明德中学、南开中学、春晖中学等。
综合中学制复杂的分科选科制与兼容职业科的设计，需要资金、教师、设备、课程等大量教育资源支
持。 有赖于江苏省教育会及苏省各商会的支持，东大附中经济状况较佳。 但当时全国各地的学校
大多经济困难，难以承担综合中学的开销。 即使是地处京城的北师大附中，在 1923 年夏也因“京师
教育经费又无着……延至九月始开学”。 ④ 后来，国联教育考察团也认为，中国“高级中学分科太
多，亦成疑问。 盖此种学校学生及专科教师既为数不多，设备亦甚简陋，分为各科，实最不经济”。 ⑤
实际上，彼时美国在校生 3000 人以上的中学已相当普遍，而中国的中学在校生规模普遍在三五百
人，因此，选科制度与职业课程设计在中国中学的性价比甚低，也难以克服规模效应不彰的技术性
困难。 ⑥ 正如周予同所言：“中国究竟只是中国而非美国，结果，因经济拮据的关系，选科制与大规
模的分科的高级中学都不能彻底实施，而且发生种种流弊。” ⑦
此外，施行综合中学制的各校声名显著，其生源大大优于他校，社会及家庭的期待集中于升学
预备，校内大部分学生亦以升学为目的。 久而久之，这些学校中的职业科就在无意中被边缘化，乃
至同化为普通科。 其结果是，综合中学制的施行反而强化了普通中学的力量。 如南开中学，升学者
占八五成，“入商科者志固不尽在职业也。 坐是则毕业后之升学者，不能不为之顾及，商科课程亦

不能不稍为普通。 但与设立商科之目的未免不符”。 ⑧ 即便在东大附中，后期选科制中的“职业
科”也名存实亡。 尤其是初中阶段，“一百九十余张初中毕业文凭，其中没有一个是商科的”。 东大

附中教师凌纯声便认为，“这块有名无实的分科招牌，当然可以去掉了”。 ⑨
雪上加霜的是，军阀势力频繁更迭更直接破坏了南方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教育。 1924 年，江
浙战争爆发，江苏省的教育经费几乎全部充军，江苏的学校纷纷停课，东大附中勉励维持的财政平
衡一触即溃。 随着各方势力对江苏省的争夺，地方士绅也被迫进行政治站队，“苏人治苏”的地方
社会治理模式几近破产。 郭秉文因亲近齐燮元以筹措办学经费而遭牵连，“东大易长”风波由此而
起。 此后，江苏省教育会也因抵制“党化教育”和政治站队而屡遭国民党势力及皖系军阀打压，并

① 钟道赞：《二个半月视察职业教育所得之感想》，《教育与职业》第 97 期，1928 年 8 月，第 479 页。
② 吴玉琦：《中国职业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1 页。
③ 沈亦珍：《全国教育会议与师范教育》，《申报》，1928 年 5 月 20 日，第 11 版。
④ 林砺儒：《本校编制三三制学则课程之经过大略》，《北京师大附中》，第 31 页。
⑤ 国联教育考察团：《中国教育之改进》，国立编译馆 1932 年版，第 67 页。
⑥ 王伦信：《我国综合中学制度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 年第 3 期，第 43 页。
⑦ 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福州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6 页。
⑧ 喻鉴：《南开学校之三三课程》，《新教育》第 4 卷第 5 期，1922 年 5 月，第 864 页。
⑨ 凌纯声：《东大附中初级中学课程之过去现在与将来》，《教育杂志》第 17 卷第 8 号，1925 年 8 月，第 35 页（文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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