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9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五期

刘 超 梁程宏 / 普通中学还是综合中学？

记、商业英文与商店实习，为艺术科学生开设的玩具制造、模型制作、图案画与仪器制造等课程。 普
通科与职业科必修课程大致类同，最大区别体现在选修课程的设置。 高中阶段，除全体必修的课程

外，各分科分别设置必修与选修课程。 职业科的必修学分为 90 分，与普通科无异。 分科学分为 60
分，为必修学分的 2 / 3；分科必修学分包括银行、普通商业与师范三科，分别为 16 分、14 分、12 分，
分科选修学分则为 44 分、46 分、48 分。 ①
东大附中的制度设置一改此前中学重视升学而轻视就业的风气。 该校 1923 年度的毕业生统计

显示，选择深造的比例降至 58. 73% ，远低于北高师附中，而步入职场的毕业生则有 23. 81% ，且农、工、
商三科毕业生选择就职的比例远高于普通科。 这或可视为其分科制施行初期的某些功效。 ②
此外，东大附中还对美式中学的其他教育经验进行实验，并由此得出是否可以效仿的结论。 在
推崇“综合中学”模式的同时，东大附中也在廖世承及舒新城率领下试行了道尔顿制，最终得出中
国难以实行该制度的结论，在全国教育界引起巨大轰动。 应当说，东大附中引领了中国早期教育科
学化与实证化的风潮，为教育改革提供了本土化且相对科学的经验。 这场改革也让东大附中的影
响力达到新高。 如东大附中教师陈杰夫所言，东大附中对“三三制”的实验表明了美式学制的切实可

行，“廖氏乃以大学预科二年划入中学，改订课程，实行三三制。 三年后，成效大著，教部亦深为许可”，
“采为中学学制，颁行全国，是今日所行之高初中制度，实由附中实验成功，而教部采为定制者也”。 ③
（二）北京学制系统草案与“日式”北高师附中
1921 年 10 月，全国教育会第七届年会召开，虽然南方诸省商定了新学制的雏形，且在南方民间

影响巨大，但因彼时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权与北京政府对峙，此方案并未呈递北京政府教育部审核，
故教育部意见颇大。 为维护自身权威，教育部抢在全国教育会第八届年会召开之前，召集学制会议，
试图在新学制中注入北京政府的官方意图。 1922 年 9 月的北京学制会议上，蔡元培、王家驹分任主

席、副主席，原北高师校长邓萃英任主持，其余成员则主要来自教育行政机关，或由教育部特别指定，
大部分教育界人士却被排除在外，而规划“广州学制”的广东教育界，更没有一位代表获得与会资

格，会议基本为教育部所掌控。 ④ 与“广州学制”不同，北京政府通过的《学制系统改革案》提出：中学以
“四二制”为主，“三三制”为辅；在综合中学之外设师范学校、职业学校为旁支，显然希望保留旧制。 ⑤
北京政府大搞“一言堂”的行为遭到教育界的一致反对，双方矛盾于 10 月召开全国教育会第
八届年会上彻底爆发。 此次年会，教育部将北京的学制改革案送交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其“只提民

国元年的教育会议，而绝不提及广州的大会议决案”的冷硬态度，“已很引起了许多会员的恶感”，
场内一度呈现剑拔弩张之势。 浙江代表徐倬云就直接大骂教育部及学制会议，“那〔哪〕里有革新

的意味？ 全是保存旧制”。 会下，教育部派员与北京代表胡适、姚金坤商讨对策，希望息事宁人。
随后有文章称：“他们此时已承认学制会议的原案是不能不改动的了，但他们总希望改动越少越

好，所以希望胡适的调和论占胜利，怂恿胡氏提出一个折衷调和的修正案。” ⑥ 最终，在胡适等人努
力下，广州学制方案的精髓虽得以保留，但北京方面的态度并未因此而转变。 ⑦

① 《本校试行新学制简章》，《中等教育》第 3 期，1922 年 7 月，第 5—13 页（文页）。
② 《1923 年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毕业生统计表》，廖世承：《施行新学制后之东大附中》，第 362 页。
③ 陈杰夫：《东大附中十年》，《南京师大附中》，第 109 页。
④ 半山：《学制会议》，天津《大公报》，1922 年 9 月 23 日，第 3 版。
⑤ 抱一：《学制会议之经过》，《申报》，1922 年 10 月 4 日，第 6 版。
⑥ 适：《记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讨论新学制的经过》，《努力周报》第 26 期，1922 年 10 月 22 日，第 2 版。
⑦ 1921 年教育部名义上由范源濂与黄炎培掌理，但二者并未就职。 北京政府内部亲日派为主流。 此时北京虽已有不少留
美派势力，但尚未进入决策中枢。 部分人士地域观念较强，对南方人士多有戒心，故后者的许多主张往往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支持。
1 1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