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3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五期

杜正贞 / 中国传统产权实践中的“界”

以征收木税的方式对伐木业进行管理，20 世纪初明确山林边界的问题是在国家层面展开的，即伐

木权的边界与国境边界直接相关。 ①
上述关于山林川泽产权之界的区域史，并不以政区为区域单位，但多少都强调了国家制度在这
个过程中的作用。 西南地区山林产界的历史显然又与此不同，学者们时常会引述“侗款”中的资料

作为证明。 例如广西三江的侗款写道：

讲到山上树林，讲到山上竹林。 白石为界，隔断山岭。 一块石头不能超越，一团泥土不能
侵吞，田有田埂，地有界石。 是金树、是银树，你的归你管，我的归我管。 如果谁人———安心不
良，安肠不善。 扛斧窜山，扛刀窜岭，进山偷柴，进林偷笋。 偷干柴，砍生树；偷直木，砍弯树。
抓得柴担，抓得扁担。 要他父赔工，要他母出钱，跟随的人罚六钱，带头的人罚一两二。 ②

类似对山林边界以及惩罚越界行为的规定，在湖南的侗款中也很常见，如“蚯蚓拱地移动界碑
强占山林”“判山过岭，埋石过边”等。 ③ 苗人在处理山田纠纷时也有“埋岩理词”习惯。 ④ 今人研究
认为，这些侗款和理词最晚在清代就已经存在了。 这说明西南山区的非汉民人也发展出了自己的
山林产权观念和确权方法。 通过“埋石”划定、记忆山产的边界，这些甚至并不一定需要有文字的
记录。 至清代中叶，清水江流域木材市场发展，文字契约才逐渐成为确权的主要手段。 ⑤ 在契约中
也以四至划定山界。 在很短的时间内，与汉人地区一样，四至的划分和文字记录，也经历从粗略到
精细的过程。 西南地区的案例提醒我们，在产权和产权之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国家权威甚至文字

本身可能都并不是必须的，但国家或市场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却都是通过文字实现、
呈现和记录下来的。
综上所述，在迄今为止的研究中，不论是两湖的湖泊、南方的近海，还是东南、东北或西南的山

场森林，除了区别不同的产业类型之外，我们还进行了很多“区域”的分类。 水域产权历史的研究，
显示了不同区域的水域产权演化存在一个大略共同的关键点，即明初开始普遍建立的河泊所制度。
但山场的情况有所不同，古代历史上并没有哪个政权专门针对山场资源执行一套统一的制度，各地
山场的产权秩序是在不同的区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不仅东南、东北或西南山场产权产界的发展
过程乃至具体的确权、划界方法都有差异，甚至在这些粗略划分的区域内部也有不同。 那么，这种
产权产界历史演化过程的区域性特征，应该做何理解呢？ 如果产权产界的历史可以或必须从区域
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话，产权区域史的“区域”又应该如何界定呢？

四、 产权历史研究的区域界定

在任何一种区域史研究中，都会遇到如何界定区域的问题。 除了相对明确的政区区划外，施坚

① 关于清代东北森林封禁和开发的研究，见张杰《清代鸭绿江流域的封禁与开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 年第 4 期；关
于日俄对东北森林资源的抢夺，见王希亮《近代中国东北森林的殖民开发与生态空间变迁》，《历史研究》2017 年第 1 期；关于近代
东北森林产权的研究，见池翔《向死谋生：民初奉天陵地森林的近代化转型》，《求是学刊》2020 年第 3 期；《重塑边疆：鸭绿江右岸
的林木采伐、森林交涉与边疆秩序》，《重庆大学学报》2020 年第 5 期。
② 吴浩、梁杏云主编：《侗族款词》，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77—278 页。
③ 《古根腾录》，吴浩、梁杏云主编：《侗族款词》，第 1320、1337 页。
④ 徐晓光等著：《苗族习惯法研究》，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0 年版。
⑤ 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204 页；徐
晓光：《清水江流域传统林业规则的生态人类学解读》，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20—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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