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7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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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伯文 /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的文件学习(1942—1945)

                   提供材料,让他再仔细读有关文件,领导者本人应指定适当同志与之个别谈话,帮助他自觉的认识
                   和改正错误。” 新四军第二师学委会专门组织调查组,事先对干部进行调查,由调查组结合搜集到
                                ①
                   的材料,对干部个别谈话、提出意见,为接受谈话的干部指明症结所在:“某同志说:我从前看过几
                   遍党员修养,好像反省不出什么东西,现在经过这次谈话及会议后,又再去看党员修养,觉得对这文
                   件的认识比以前深刻多了。 另一个同志说:我平常听见什么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都以为是不关我

                   的事,经过这样指出后,觉得实在是这样子,非联系自己检讨和转变不可了。”                                     ②
                       阶段性学习完成后,上级组织往往会安排测验。 测验的目的,在于帮助干部反省自己的问题,
                   而非停留在记忆词句。 新四军三师七旅的整风测验曾被列为反面典型:“用填句的办法,硬把文件
                   中的章、节、段、句摘出为题,其中空些字要受测的人填写进去。”为应付测验,干部们“只好下死功

                   夫把文件背熟”。       ③  正确的出题思路,应当如中央党校的考试一样,考题经毛泽东亲自修订,直击学
                   员工作生活中的错误:“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教条主义? 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表现是哪些? 如果
                   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 已经改正了多少? 今后将如何改正或预防?” 类似的测验也出现于陕甘
                                                                                     ④
                   宁边区的学风文件学习中:“在你们工作部门中有无主观主义? 如有,具体表现在哪里,如没有,有
                   何事实证明? 主观主义要怎样才能克服,或准备怎样来克服? 何以会产生主观主义?” 显然,这样
                                                                                                    ⑤
                   的测验均为促使干部们结合文件拷问自身、联系实际,以达到自我反省的目的。


                                            四、 机制的传导:文件学习的示范效应


                       随着学习运动的深入,“二十二个文件”被突出强调、推广,进而经典化。 因此,针对“二十二个
                   文件”的理论学习,与一般的文件学习自然有所差异。 不过,“二十二个文件”本就不局限于纯粹的
                   理论文本,其中既包含“联共党史结束语”这样偏重理论阐释的文献,亦有领导人报告以及党的决
                   议、指示等。 随着学习运动的深入,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学习逐步扩展。 《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
                   领导及调整各组织关系的决定》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甲申三百年祭》 《评〈中国之命
                   运〉》等文件陆续加入其中。 在这一过程中,以毛泽东著作为代表的部分文件,包括党和政府的决
                   议、报告经过经典化,逐步上升为理论学习的重要文献。 相应地,被列为标杆的文件也不断涵盖时
                   事、政策教育等各个维度,更加符合理论联系实际的宗旨。
                       进一步言之,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都可视为良好的学习材料与理论精神
                   的载体。 正如姜思毅所言:“党的一个工作决定,一个好的调查研究资料,一期党刊,一张党报,何
                   尝不能当作我们很实际深刻的整风文件呢!”姜思毅的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文件学习的开放
                   态度。 他指出:“为了整风的实际需要,对我们有重大意义的其他文件……都可进行学习。 而对某
                   些单位及人员,还可规定专门的必修文件。” 正因如此,“二十二个文件” 的学习理念与方法得以
                                                            ⑥
                   运用到其他文件的学习当中,对之后干部的思想教育产生了相应的示范效应。 其示范效应有二:一



                      ①   《陕甘宁边区政府整风总结》(1943 年),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 第 8 辑,陕西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7—8 页。
                      ②   《新四军第二师一九四三年政治工作》,新四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辑室编:《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 (政治工作)
                   第 3 册,1964 年印行,第 921 页。
                      ③   《第三师两年来整风学习总结 1942 年 8 月—1943 年 12 月》,新四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辑室编:《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
                   料选编》(整风运动)第 2 册,第 363—364 页。
                      ④   黄火青等:《回顾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 1 集,第 29 页。
                      ⑤   《陕甘宁边区政府整风总结》(1943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8 辑,第 1 页。
                      ⑥   姜思毅:《如何以整风的精神去整风》(1943 年 3 月 10 日),《生命线的探索》,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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