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1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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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伯文 /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的文件学习(1942—1945)

                       值得一提的是,研读党内理论文书、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书写感想等方式,并非中国共产党所
                   独有,国民党亦力图将这几点融入干部训练之中。 但论深刻程度,远不能与中国共产党相比。 曾两
                   度接受国民党中训团训练的郭紫峻,在受训感想中大谈“在学习中工作,在工作中学习”,然其论及
                   “学习,进步,工作”二百余字,引蒋介石、陈立夫及《中庸》 《易经》 语就有四处,几乎没有涉及实际

                   问题。  ①  国民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亦流于形式:“大体是虚伪的、一般的、无原则的……只讲表面
                   的形式,而不作具体的批评。” 《中国之命运》 出版后,蒋介石要求国民党各级机关均应切实研讨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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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批评 ,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陈克文痛批各部会次长的研读报告,多是“敷衍了事的文章”。                                               ④
                   这样的研读,显然难以达到统一思想之目的。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将马列主义理论与革命实践中提炼出的经验相结合,制定出“有的放
                   矢”的学习文件,并在干部学习中真正贯彻反省与批评的精神,将研读文件与思想检讨紧密结合起

                   来,引导党员干部解决当前实践中遭遇的具体问题,从而使他们真切遵守党的文件、形成理论自觉,
                   成功实现了党员干部的思想统一。 通过这场学习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具备了更高的权威,文件
                   的正确性与合理性受到广泛认可,这背后体现的是干部对党的忠诚。
                       在此基础上,党的文件一定程度上亦可作为党员干部们精神世界的支撑,成为纾解情绪、自我
                   规劝的良药。 1943 年下旬,陈修良因提出工作建议不被认可而心情低落,正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
                   员的修养》为她提供了“正确的思想”,使她“悟出了真理的结论”:“甘心于在这种被冷遇的环境考
                   验,记着‘光荣的孤立’这句话!” 陈修良的经历并非个例,另一位干部刘毅生,在面对误解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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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勉励自己:“共产党员在必要的时候,能够承受各种误解……而毫无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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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换言之,在党的严格要求下,阅读文件与自我省思本就成为一体两面,难以分割。 如一位干
                   部所言:“文件是供给共产主义的‘我’以武器,而反省就是用这个武器去驱逐另一个非共产主义的
                                                                     ⑦
                   ‘我’,最后使自己变成一个健全的真正的共产党员。” 这是其他党派或政治势力难以企及的。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学习独具特色,如赵超构这样的党外人士不免难以理解:“我们认为理
                   论水准太低,他们的答复则是‘实事求是’。” 他的看法未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局限在于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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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理论水准”与革命实际之间的联系。 某种程度上讲,赵超构认识的局限性,也反映出中国共产
                   党外其他政治势力的局限。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只有学以致用、实事求是、为实践服务的理论,才是
                   更有生命力的理论。
                       借“读文件”的学习运动,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政治理论学习的转向,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学习型
                   政党”建设理路。 “学习文件精神”的理念,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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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郭紫峻:《受训观感》,中央训练团复兴关训练集编纂委员会编:《复兴关训练集》(训练纪实),1944 年编印,第 153—154 页。
                      ②   陈志五:《论自我批评》,《训练通讯》第 5 期,1940 年 3 月,第 35 页。
                      ③   《国民政府文官处函》(1943 年 4 月 7 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 - 090084 - 000004 - 003。
                      ④   陈方正编校:《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下册,1943 年 4 月 13 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00 页。
                      ⑤   陈修良:《整风自传》(1945 年 1 月 25 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15,东方出版
                   中心 2015 年版,第 21 页。
                      ⑥   刘毅生:《一个普通党员的延安整风回忆》,任文主编:《我所亲历的延安整风》下,第 59 页。
                      ⑦   廖井丹:《怎样克服反省的困难》,《晋绥学讯》第 2 期,1943 年 3 月 31 日,第 51 页。
                      ⑧   赵超构:《延安一月》,第 1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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