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6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六期

黄兴涛 黄 娟 / 清末“国语”的概念转换与国家通用语的最初构建

的识字率方面，发挥了积极可贵的作用，“苟使日本无假名，则识字者无几”。 由于认定“语言与文
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黄遵宪还称赞日本假名的创设对“东方文教”大有裨
益。 在该书中，他甚至还借“论者”之口，直接以“中国文字”指代汉文，表示“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

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之不相合也”，认为中国“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
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言文一致、文体通俗，“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 是必然的改革趋

势。 ① 实际上，这也就指明了今后中国要建成现代强国，其语言文字改革的统一化、简易化、拼音化
和通俗白话化乃发展方向。
甲午战败后，由于受到国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从戊戌时期起，同普及教育和文教改革相联系、反
映国族主义关切的“国语”概念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传播。 除黄遵宪《日本国志》的有关思想影响

较大外，康有为编《日本书目志》列名介绍了近 20 种以“国文”“国语”命名的日本教科书和语法书，
也引人注目。 像今泉定介等编的《普通国文》、落合直文的《（中等教育） 国文轨范》、村山自强的
《（普通教育）国语学文典》和关根正直的《国语学》等等，这些“国文”“国语”概念词符的导入，“同
文”的中国人不难顾名思义、感受精神。
与此同时，姚锡光、张大镛等人受张之洞、廖寿丰等地方大员派遣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撰写出
版《东瀛学校举概》和《日本各校纪略》等类书，在介绍日本各级各类学校“国语”课程设置的时候，
还特别发现并郑重告知国人：尽管日本的学校也教习“西文”，但都以“本国文及汉文为重”，授课内
容都“译成本国文”，“各种品类、各种各物”名称也都“订有本国名目”，而不“假经西文”。 ② 可见他
们急于要消除国人关于日本学习西方成功、连本国语文也不再重视传授的“唯西是从” 想象与误
解。 这一文化心态，也对日后主持制定“癸卯学制”的张之洞等人影响甚大。
戊戌时期，蔡锡勇的《传音快字》、王炳耀的《拼音字谱》、沈学的《盛世元音》和卢戆章的《中国
切音新字》等一系列汉字拼音论著得以纷纷出版或发表，作者们由此表达了通过汉语普及改革以
实现国家文明富强的时代愿望。 1896 年，梁启超在《沈氏音书序》中热忱称赞此类努力，并有力阐
述“文与言合，而读书识字之智民可以日多”，中国人识字难和审音难必须得到正视解决等语文建
设构想。 ③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士大夫中还有人开始自觉倡导由此入手、尽快展开全国范围的通用
语文改革实践。 如 1898 年，赞成维新的京官林辂存就呈递《上督察院书》，特向朝廷推荐其同乡卢
戆章 1892 年开始设计的切音字方案，明确表示希望能在全国予以推行，得到了各衙堂官的会衔代
奏。 林氏认定，以卢戆章的方案为基础，以“京师官音”为正，颁行全国，“则皇灵所及之地，无论蒙
古、西藏、青海、伊黎〔犁〕，以及南洋数十岛，凡华民散居处所，不数年间书可同文、言可同音，而且
妇孺皆能知书，文学因而大启，是即合四外为一心，联万方为一气也，岂不懿哉”！ 可见此时，林辂
存已然形成了以京师官话作为国家通用语文的鲜明主张。 光绪帝见到此一上书后，即谕令总理衙
门“调取卢戆章等所著之书，详加考验具奏”。 ④ 这表明光绪皇帝对此也颇有兴趣。 不过，林辂存本
人却并未使用“国语”二字，其主张也很快因维新运动失败而没了下文。
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的维新人士王照，受日本国语改革思想的启发，仿日文假名，采用
汉字偏旁或字体一部分，发明了另一种汉字拼音方案。 他 1900 年回国后完成《官话合声字母》一
书，次年首版于日本。 王照的方案仍属于借助拼音化辅助，经由教育普及的语文改革思路。 在他

① 参见黄遵宪《日本国志》第 33 卷，“学术志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45—347 页。
② 姚锡光：《东瀛学校举概（节录学校总说）》，璩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20 页。
③ 梁启超：《沈氏音书序》，文字改革出版社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7—8 页。
④ 林辂存：《上都察院书》，《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 17—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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