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9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六期

2022 年第 6 期

文理”“中国语”“中国文”和“华文华语”等。 ① 为简便起见，有时甚至直接使用了其简称“中文”，
特别是在与“外国文”对称之时，所以“译学馆章程”里“中文”一词就多次出现 ，而它们的实际所
②
指，都是作为通用语文使用的汉文。
在晚清，“中文”一词的出现和早期运用很值得关注。 它一开始就是作为“中国文字”“中国文
学”或“中国语文”等词的简称形式并在国家通用语文意义上使用的，这与章程制定者不愿同“国语
骑射”政策公然矛盾，避免直接采用“国文”或“国语”作为课程和教科名称，存在直接关系。 新中国
成立后，我们不再将民族共通语直接称为“国语”或“国文”，因为就字面而言，“国语”或“国文”仍
保留有泛指“本国语文”的传统义，而少数民族语言当然也同属“中国语言”。 为更体现民族平等原

则，我们习惯将国家通用语意义上的“国语”改称为“普通话”。 ③ 但字面上同样包涵少数民族语文
的“中文”一词，我们在民族共通语意义上加以使用时，却似乎并不像对“国文”或“国语”两词那样
敏感。 这是何故？ 究其源头，恐正来源于清末这一国定章程或“癸卯学制” 的有关规定，至少与其

不无关联，而今人对此尚鲜有明确知之者。
在“大清朝”的中国，国家文教根本大法里居然不曾单独提及或强调满文和满语教育，这会令
不少今人感到无比惊讶，觉得不可思议，但“癸卯学制” 的确就是如此规定。 可见至 1903 年，追求
“教育之普及”“期于全国语言统一，民志因以团结” ，以塑造现代国民为宗旨的国家通用语文概
④
念及相关教育理念，已然在国家主导的文教领域里占据了支配地位。
官方既已颁发教育改革新法规，民间就会有积极而大胆的响应。 1904 年初，商务印书馆得风
气之先，率先编辑推出了通用初等小学堂汉文课本，名为《最新国文教科书》（又名《初等小学国文
教科书》）。 蒋维乔等人编辑，张元济等人校订。 该教科书一炮打响，大受欢迎，重版多次。 同其配
套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教授法》（又名《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教授法》）特就“国文”学科概念阐

述如下：

国文者，以文字代一国之语言也，人有思想，必藉语言以达之，语言过而不留，必藉文字以
传之，故国文之用最大，离他学科而独立，良有以也。 虽然，就国文之见于外者论之，则为文字，
就国文之含于内者论之，则为意义，文字意义，如物之有表里，二者相须，不可须臾离也，属于意
义者，包含人生立身处世之事，且以养成人之智识、道德，教者于此，宜三致意焉。 ⑤

① 参见《奏定学堂章程》中各级学堂章程，《大清新法令（1901—1911）》第 3 卷，第 115—375 页。
② 参见《奏定学堂章程·译学馆章程》，《大清新法令（1901—1911）》第 3 卷，第 324—331 页。 仅《译学馆章程》里，“中文”
一词就出现了 6 次。 在日本，早有“中文”一词，《日本书目志》中就列有高津锹三郎的《日本中文典》。 清末新政之初，直接以“中
文”作为国家通用语文概念使用的例子，在 1901 至 1902 年袁世凯和张之洞有关学堂的奏折中已开始出现。 如张之洞 1902 年 10
月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即有使用，其他不赘。 张之洞：《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吴剑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
库·张之洞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94—404 页。
③ “普通话”“普通语”一类词均来自日本，清末时已有传播。 “ 普通语” 一词前文提到伊泽修二就有使用；“ 普通话” 一词，
1906 年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自序》中也已使用，其文有曰“余学普通话（各省通行之话）”。 朱文熊：《〈 江苏新字母〉 自序》，
《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 60 页
④ 《奏定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大清新法令（1901—1911）》第 3 卷，第 208 页。 《初等小学堂章程》里也强调“外国
通例，初等小学堂，全国人民均应入学，名为‘强迫教育’”，“国民之智愚贤否，关国家之强弱盛衰。 初等小学堂为教成全国人民之
所，本应随地广设，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童，始无负国民教育之实义”。 参见之《初等小学堂章程》，《大清新法令（1901—
1911）》第 3 卷，第219 页。
⑤ 蒋维乔、庄俞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最新国文教科书教授法》，商务印书馆 1907 年版，第 1 页。 更早采用“国文” 一
词的汉语教科书，还有王建善著，文明书局 1903 年出版的《国文教授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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