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2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六期

黄兴涛 黄 娟 / 清末“国语”的概念转换与国家通用语的最初构建

示：“中国之所谓国文即外国之所谓国语科，则中国国文似宜改为国语科。” ① 与此同时，人们也觉
得称国人通用的国语为“官话”不妥，如 1910 年，江苏教育会的江谦召集 30 余名资政院议员给学
部上书，要求设立国语调查所。 他们表示：“官话之称，名义无当。 话属之官，则农工商兵非所宜
习，非所以示普及之意。 正统一之名，将来奏请颁布此项课本时，是否须改为‘国语读本’ 以定名

称？” ② 1910 年底，在《审查采用音标试办国语教育案报告资政院书》 中，江谦更是呼吁，应抓紧试
行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人都须覆盖的“国语教育”方案，并强调指出：“且筹普及教育，当合
全国为谋。 中国之民四万万，而中流以下三万（万）九千之数，于文字无闻，民智何自而开？ 中国方
里三千万，而蒙藏准回等二千万方里之地，语言全别，感情何由而合？ 学部筹备清单，自宣统二年
（1910）至宣统八年，皆有推广国语教育之事，用意至深。 诚以语言济文字之穷，又得音标为统一之
助，此于中流以下之人民需求最切，而于蒙藏准回等之教育效用尤宏。”他们提议，学部可择取“音
标字”国语标准方案，先行试办，“以宣统三年（1911）为此项音标字试办之时期”。 ③ 该提案得到资
政院大会通过。
正因为这些努力，现代概念的“国语”一词在中国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变得愈发流行，同时因
国家通用语含义的无形制约，又使得“国语” 逐渐成为指代汉语、尤其是汉语标准语的专用称谓。
这种立宪运动开始后迅速强化的现代“国语” 和“国文” 概念之传播，势必对清朝原本指代满语的
“国语”用法造成冲击，且事实上已使其逐渐处于隐而不彰的状态，从而引起统治者内部有人对满
语的现实地位及传习状况感到担忧。 1906 年 12 月 28 日，翰林院编修吴士鉴特向朝廷上奏———
《奏请京师八旗各学堂特设国语满文专科事》，抱怨“现在通行学堂章程，于中外古今之学术，英法
俄德意日本之语文，无不包举靡遗，而独于祖宗所创之国语满文缺焉不讲”，“于周秦之篆籀，外国
之古碑尚且不惮研求广为搜采，乃煌煌祖制于学科之内，闇然无闻，揆诸法祖敬宗之意、忠君爱国之
心，犹有歉”。 吴士鉴认为，学部当在京师和各地驻防八旗设立专门满文专门学校，裨八旗子弟“人
人皆能通习”国语满文，“即其他学堂颖异过人者，亦任听其兼学，如此则祖制既尊，师承自广，而政
教人心所维持者大矣！” ④ 这次上奏备受国人关注，可以看作新时期维护传统“国语” 概念及其地
位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昔日谈“国语骑射”，无需言“满文” 即可明其所指，此时则必须连带言“国语满文”，才能明白
其所谈“国语”乃有别于时兴的国家共通语之汉文或汉语的旧概念，这显示出传统“国语”地位的尴
尬。 奉旨议奏的学部尚书荣庆，其态度也很值得注意。 这位昔日参与主持制定《奏定学堂章程》、
确立汉语官话为“国语”的蒙古正黄旗大臣，对来自此奏陈的严厉批评自然敏感而警惕，当即做出

郑重而积极的回奏：

臣等查国语满文经列祖列宗之创制，凡八旗子弟，人人皆当硏习，以期襄庙堂之隆仪，赞车
书之盛治。 臣荣庆前与孙家鼐、张百熙充学务大臣时，业于宗室觉罗八旗小学堂内特设翻译课

① 《中央教育会第十三次大会纪》，《申报》，1911 年 8 月 15 日，第 5 版。
② 参见江谦《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通州师范校友会杂志》（庚戌年份） 第 1 卷，1911 年，第 14 页；另参见《清
末文字改革文集》，第 117 页。 1902 年，张謇在江苏南通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所民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 1910 年，该校校
友会成立，公推张謇为会长，江谦为副会长，并定创办校刊《通州师范校友会杂志》（年刊），杂志创刊号 1911 年由南通翰墨林印书
局铅印，1919 年停刊。
③ 参见江谦《审查采用音标试办国语教育案报告资政院书》，《通州师范校友会杂志》 （庚戌年份） 第 1 卷，1911 年，第 15—
17 页。
④ 吴士鉴：《奏请京师八旗各学堂特设国语满文专科事》 （1906 年 12 月 28 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03 -
7219 -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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