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2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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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涛 黄 娟 / 清末“国语”的概念转换与国家通用语的最初构建
示:“中国之所谓国文即外国之所谓国语科,则中国国文似宜改为国语科。” ① 与此同时,人们也觉
得称国人通用的国语为“官话”不妥,如 1910 年,江苏教育会的江谦召集 30 余名资政院议员给学
部上书,要求设立国语调查所。 他们表示:“官话之称,名义无当。 话属之官,则农工商兵非所宜
习,非所以示普及之意。 正统一之名,将来奏请颁布此项课本时,是否须改为‘国语读本’ 以定名
称?” ② 1910 年底,在《审查采用音标试办国语教育案报告资政院书》 中,江谦更是呼吁,应抓紧试
行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人都须覆盖的“国语教育”方案,并强调指出:“且筹普及教育,当合
全国为谋。 中国之民四万万,而中流以下三万(万)九千之数,于文字无闻,民智何自而开? 中国方
里三千万,而蒙藏准回等二千万方里之地,语言全别,感情何由而合? 学部筹备清单,自宣统二年
(1910)至宣统八年,皆有推广国语教育之事,用意至深。 诚以语言济文字之穷,又得音标为统一之
助,此于中流以下之人民需求最切,而于蒙藏准回等之教育效用尤宏。”他们提议,学部可择取“音
标字”国语标准方案,先行试办,“以宣统三年(1911)为此项音标字试办之时期”。 ③ 该提案得到资
政院大会通过。
正因为这些努力,现代概念的“国语”一词在中国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变得愈发流行,同时因
国家通用语含义的无形制约,又使得“国语” 逐渐成为指代汉语、尤其是汉语标准语的专用称谓。
这种立宪运动开始后迅速强化的现代“国语” 和“国文” 概念之传播,势必对清朝原本指代满语的
“国语”用法造成冲击,且事实上已使其逐渐处于隐而不彰的状态,从而引起统治者内部有人对满
语的现实地位及传习状况感到担忧。 1906 年 12 月 28 日,翰林院编修吴士鉴特向朝廷上奏———
《奏请京师八旗各学堂特设国语满文专科事》,抱怨“现在通行学堂章程,于中外古今之学术,英法
俄德意日本之语文,无不包举靡遗,而独于祖宗所创之国语满文缺焉不讲”,“于周秦之篆籀,外国
之古碑尚且不惮研求广为搜采,乃煌煌祖制于学科之内,闇然无闻,揆诸法祖敬宗之意、忠君爱国之
心,犹有歉”。 吴士鉴认为,学部当在京师和各地驻防八旗设立专门满文专门学校,裨八旗子弟“人
人皆能通习”国语满文,“即其他学堂颖异过人者,亦任听其兼学,如此则祖制既尊,师承自广,而政
教人心所维持者大矣!” ④ 这次上奏备受国人关注,可以看作新时期维护传统“国语” 概念及其地
位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昔日谈“国语骑射”,无需言“满文” 即可明其所指,此时则必须连带言“国语满文”,才能明白
其所谈“国语”乃有别于时兴的国家共通语之汉文或汉语的旧概念,这显示出传统“国语”地位的尴
尬。 奉旨议奏的学部尚书荣庆,其态度也很值得注意。 这位昔日参与主持制定《奏定学堂章程》、
确立汉语官话为“国语”的蒙古正黄旗大臣,对来自此奏陈的严厉批评自然敏感而警惕,当即做出
郑重而积极的回奏:
臣等查国语满文经列祖列宗之创制,凡八旗子弟,人人皆当硏习,以期襄庙堂之隆仪,赞车
书之盛治。 臣荣庆前与孙家鼐、张百熙充学务大臣时,业于宗室觉罗八旗小学堂内特设翻译课
① 《中央教育会第十三次大会纪》,《申报》,1911 年 8 月 15 日,第 5 版。
② 参见江谦《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通州师范校友会杂志》(庚戌年份) 第 1 卷,1911 年,第 14 页;另参见《清
末文字改革文集》,第 117 页。 1902 年,张謇在江苏南通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所民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 1910 年,该校校
友会成立,公推张謇为会长,江谦为副会长,并定创办校刊《通州师范校友会杂志》(年刊),杂志创刊号 1911 年由南通翰墨林印书
局铅印,1919 年停刊。
③ 参见江谦《审查采用音标试办国语教育案报告资政院书》,《通州师范校友会杂志》 (庚戌年份) 第 1 卷,1911 年,第 15—
17 页。
④ 吴士鉴:《奏请京师八旗各学堂特设国语满文专科事》 (1906 年 12 月 28 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03 -
7219 -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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