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5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六期

2022 年第 6 期

范围的“清书庶吉士”制度，即在馆选的进士中，“拔其年青貌秀、声音明爽者二十名，习学清书”。 ①
清中叶以后，满语衰落、使用渐少，清朝皇帝们不得不削减清书庶吉士人数。 乾隆十六年（1751），
由于边省入选翰林院的人本就不多，大都不娴熟官话，若非天分甚高且勤学者实在难以兼顾官话和
满语，乾隆帝竟特许“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等省庶吉士，不必令习清书”，只学官话即可。 道

②
光十八年（1838），这项制度终于废止 ，影响深远。
一方面，对汉人学习满语没有硬性要求，但另一方面对关内满蒙驻防旗人和官员学习汉语、掌
握官话的要求却始终没有放松，实际上因现实统治的需要，其官话水平不断得到加强，特别是内地
驻防八旗，长期陷入汉人的汪洋大海之中，潜移默化，其出色者甚至在文化高端领域的汉文创造方
面，亦往往能与汉人竞胜。 与此相一致，汉语汉文在现实统治和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也持续得到提
升。 雍正时期，以汉文本作为中央机构公文底本已相当常见。 在修史撰典时，汉文也逐渐成为了底
本。 实录更是如此，清代纂修的从太祖至穆宗十朝实录均有满文本，早期是先修满文本，再将其翻
译成汉文本，雍正朝以后各朝实录的修撰则以汉文本为底本，满蒙文本均译自汉文本。 ③ 随着官话
在满蒙官员中日益普及，满人本族语言水平整体上反而不断弱化。
清廷推行官话运动，曾对汉语地位的提升产生重要影响。 康熙帝时，清廷即开始注重官话
的推行，尤其是在闽粤等南方地区。 1715 年，康熙帝召见籍贯广东的福建巡抚陈瑸时，曾特地
问及闽粤两地官话与乡音问题。 ④ 就在同一年，他命李光地、王兰生等编撰新的韵书，至雍正四
年（1726）编成，名曰《音韵阐微》。 雍正六年（1728），《音韵阐微》内府本公开刊行，这意味着清
代汉语正音标准的确立，也昭示着“ 官话运动” 即将拉开序幕。 ⑤ 《音韵阐微》 不仅据汉音发展
满语，也据满音法丰富汉韵，其影响一直持续到清末的国语运动。 王照《 官话合声字母》 原序

中，即表明其拼音法受到“圣祖以国书合声之法” 的启发，并非仅遵严修的告诫，拿《 音韵阐微》
一书以作免获罪的挡箭牌而已。 康熙朝之后，雍正帝大力推广官话，便以《 音韵阐微》 法所拟之
音为“正音”标准，发布上谕要求各省学塾用官话教授，并将学习官话与科考结合，谕令闽粤等
地官员、学子等熟练掌握，否则将停其各级科举考试，以便于“宣读训谕、审断词讼”，通“ 官民上

下”之情。 ⑥
这场康熙和雍正帝发起的官话运动，对清代内地官话的扩大流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如
当时刊行的官话读本《圣谕广训直解》，就被 1904 年《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指定为官话教材。
民国时期，仍被认为是 200 年来“‘最适宜学习官话’的模范”。 ⑦
官话推行的影响，还并不限于内地，也延至边疆地区。 早在雍正四年至雍正九年（1731）间，云
贵总督鄂尔泰借助军事力量，在云南、贵州为中心的广大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改土归流”，
为便于管理，就在当地推行“官话”。 雍正十三年（1735），朝廷在广东设置官学，对黎族、瑶族等“训

① 《清世祖实录》第 66 卷，顺治九年七月己丑，《清实录》第 3 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518—519 页。
②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第 1052 卷，“翰林院”，《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 81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36—538 页；《清朝文献通考》第 50 卷，“选举考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633 册，第 264 页；《清宣宗实录》第 308 卷，道光十八年四月壬戌，《清实录》第 37 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800 页。 与此同时，乾
隆帝为了照顾不懂满语的汉人官员，还主动取消了翰林院坛庙祭祀时规定汉大臣将祭文译成满文的陈规旧例。
③ 参见谢贵安《清实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99—303 页。
④ 丁宗洛：《陈清端公年谱》下卷，台北，大通书局 1987 年版，第 82 页。
⑤ 参见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43—260 页。
⑥ 纳尔素等纂修，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第 65 卷，“各省事例”，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45 页；
《清世宗实录》第 72 卷，雍正六年八月甲申，《清实录》第 7 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074 页。
⑦ 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第 2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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