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0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六期

黄兴涛 黄 娟 / 清末“国语”的概念转换与国家通用语的最初构建

些工作虽得以不断展开，但其实多还缺乏足够的酝酿和扎实的准备。 匆忙上阵，往往存在“操切”
问题，如汉语教学效果不佳，师资奇缺，学生茫然不解、纷纷逃学等，这在川边藏区开办的官话学堂、
藏文学堂里就时有发生。 ① 新疆也有类似情况，当地维吾尔、哈萨克等族儿童，因“语言隔阂，学习
困难”，阿訇和家长不予支持等，也多视“上汉文学堂为畏途。 家贫者逃匿不去，富有户则雇人代
读，当时称之为‘当学差’”等等 ，不一而足。 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看到清末边疆民族地区
②
尝试国语教学的成效和积极意义。 以川藏边的官话教育为例，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初，这一地区
“略通汉语之藏民，悉此时期之官话校学生也” ，由此可见成效之一斑。 至于其意义，则更体现在
③
对于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推动上。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清末国家通用语文的构建、实践与现代中华民族意识早期发轫之间的历史
关联。 现代中华民族意识由传统“中国人” 的意识积累转化而来。 清朝入关后，其上层统治者的
“中国认同”迅速强化。 他们不仅从国家层面自称“中国”，认定包括满、蒙、藏、回等人在内的所有
清朝臣民都属于“中国人”，还对此前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文化的主体（以汉文化为代表），明确加以
认同，特别是明确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根本理念，对传统的帝系帝统自觉加以接续，并以中华儒
学正统自居，确然自认清朝就是自古即今中国的一个朝代。 这一认同，就使得满人乃至满蒙旗人将
汉语汉文视为理所当然的自家之物。 从康熙时代起，清朝就一致提倡官话教育，而满蒙官员也以熟
练掌握官话为荣。 这正是时至晚清，“官话”逐渐转化为现代通用语之“国语”的一个强大的文化内
因和动力。 这种认同的情感和文化力量，以往学界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其实它对我们理解清末通用
语言文字构建与现代中华民族意识兴起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从官话认同到现代通用语的
“国语”认同，与从传统中国认同转向立宪中国和近代中国认同，由传统的“中国人认同”转向“近代
中国人认同”或称“中国民族/ 中华民族认同”，正是相伴而来的，它们属于彼此涵育、相互推动的历
史相关物。
我们发现，标志着汉语开始享有国家通用语地位的《 奏定学堂章程》，恰恰也正是“ 中国文
学”“中国历史”“中国地理” 等新兴“ 中国认同” 概念首次大量涌现、联袂而来的官方法律文本。
作为近代中国人，作为平等的立宪国民，不得不具有相互沟通的语文纽带，这也正是现代“国语”
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们所不断鼓吹的理由。 而现代“国语” 构建的发展，反过来又必然强化近代中
国人的整体观念和大民族意识、国族意识。 众所周知，1902 年，立宪派代表梁启超已开始使用
“中华民族”一词，不过当时所指还是汉族。 1903 年，他便又提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
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认为“ 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乃所
有中国“有志之士所同心醉”的共同理想 ，不过当时和随后几年，他一般称这个“大民族” 为“中
④
国民族”。 1906 年，立宪派代表杨度接续和发展了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用法，将汉满蒙回藏“五族
大同”组成现代“中华民族”，视为中国国民进一步整合发展的目标。 ⑤ 这可视为现代中华民族意
识已然萌生的标志。

① 张敬熙：《三十年来之西康教育》上册，第 79 页；四川省档案馆、四川民族研究所编：《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大学
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88 页。
② 马戍基：《略述乌鲁木齐县教育事业的兴起与发展》，龙井义主编：《清末民国新疆社会文化研究资料汇编》，民族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5—46 页。
③ 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建康日报社 1942 年版，第 114 页。
④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二）》，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4 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214—215 页。
⑤ 杨度：《金铁主义说》，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73—3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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