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8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六期

黄兴涛 黄 娟 / 清末“国语”的概念转换与国家通用语的最初构建

其次，清末国家通用语文的构建是各民族共同努力、尤其是各民族中的新政改革派和立宪
支持者彼此呼应和协同的结果。 也就是说，各民族中的新政改革派和立宪支持者乃是这一构建
最为重要的主体。 以往，学界无论是研究清末新政改革派、还是立宪派，都忽略了这一点。 其
实，努力构建各民族共享互通的国家通用语文———以北京官话为标准语的新式汉语汉文，不仅
是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的有机组成部分，还当构成为其核心关键内容之一。 在这一过程中，除
汉族人士之外，少数民族中的一些贵族、高层官员和有识之士也积极作为，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
要作用。 像前文提及的学务大臣、学部尚书、蒙古正黄旗人荣庆，就是其中一个积极、冷静和务
实的典型代表。 他几乎自始至终都参与了清末有关现代国语运动所有国家重要文件的制定和
审核工作。 除前文提到的内容之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09 年 10 月，他还以学部尚书名义专

门发表《教育普及自划一语言始》一文，提出理性切实、有步骤地推进现代共通语构建的“ 导向”
意见。 他强调指出：

以我国版图辽阔，风土既异，语言亦殊，实为教育普及之一大障碍，非筹画统一语言之法，
则声气不易相通，感情无由联络，而教育普及亦无办到之期。 惟语言一端，关于各处之风俗习
惯，一旦遽云改革，断难操切图功。 因拟先行试办者厥有三端：一、于各项学堂添设国语一科；
二、通饬设立官话研究所；三、由部编订官话书籍颁给各省作为宣讲之用。 ①

这其中明确的“三步走”精神，在此后两年的中国各地大体得到贯彻，尽管结局因时势激变而最终

未能如愿。
如果说荣庆是有关清末现代国家通用语意义上的国语方案的核心制定者，那么，东三省总督、
蒙古镶蓝旗人锡良，则是有关政策灵活的贯彻者和有作为的执行者。 1909 年 2 月出任东三省总督
后，他面对当地蒙古族和满族既缺乏本族语文编写的高水平初等小学教材，也无法直接使用汉文教
材的窘境，果断任用精通满蒙汉文的蒙务局协领荣德，令其以 1904 年蒋维乔等编，商务印书馆推出

的《最新国文教科书》为蓝本，从中精选一部分译成满蒙文，形成汉满蒙三体对照的新式国文课本 4
册，并石印 2 万套，率先在郭尔罗斯前旗和图谢图等 9 旗试用，从而使东北地区成为清末蒙古学堂

教育中实施双语或多语教育的中心。
之所以称锡良为灵活而有作为的现代国语政策执行者，还有一个背景可以在此提及。 那就是
随着预备立宪运动的深入，蒙古等民族地区的教育问题日益凸显，理藩部和学部不断与蒙古王公们
商讨有关国语教育的计划。 蒙古王公贵族们还为此专门成立“筹办蒙古教育建议案”股员会，并于
1908 年 12 月 27 日将拟定的《筹办蒙古教育建议案》正式提交给理藩部。 该建议对蒙古族实行国
家通用语教育表示了整体支持的积极态度，但也表达了一些顾虑。 他们希望，蒙古地区的小学校先
暂以蒙古语教学，并尽快实现汉语教学，因此建议学部尽快编辑初高等小学教科书，要求初等小学
校前两年以蒙古语教学，第 3、4 年兼用蒙古语、汉语，高等小学校采用蒙汉语对照，中学校及以上的
教科书则直接使用内地的教科书。 ② 这一建议，既考虑到蒙古族本族语言的传授根基，也顾及当时
相关教材编写的现状，不失为一个相对切实可行的方案。 事实上，两年后的 1911 年初，清廷颁行的
《蒙藏回地方兴学章程》，就完全采纳了这一建议，只不过章程中的有关规定，将蒙古地方扩大到

① 荣庆：《教育普及自划一语言始》，《盛京时报》，1909 年 10 月 4 日，第 2 版。
② 《那亲王等提出筹办蒙古教育建议案》，转引自于逢春、刘民《晚清政府对蒙古族的国语教育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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