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7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六期

2022 年第 6 期

大西洋国字样书写，并翻译大清国字相连配送，至于此次所定各款章程，亦应汉番字同写，公同校对
无讹，各以其国字为凭。” ① 1871 年，中日《修好条规》中即明言：“嗣后两国往来公文，中国用汉文，
日本国用日本文，须副以译汉文或只用汉文，亦从其便。” ② 光绪初年，清政府与秘鲁换约时亦申
明：“惟换约事宜，中国总以汉文为凭。” ③ 1902 年中葡《北京条约增改条款》称“此次所定之增改条
约用大清国、大西洋国、大法国三国文字译出……倘遇有大西洋国文与大清国文有未妥协之处，则
以大法国文解明所有之疑”。 对应的葡、法文本将“大清国文”译成“Chineza”和“Chinoise” ，实际
④
上指的都是汉文。
此外，清廷还规定一般外交公文也使用汉文。 同治二年（1863）至同治五年（1866），清朝先后
与丹麦、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交涉时，同对方定下了以汉文为清方的缔约文字及日常公文用
语。 ⑤ 目前所见晚清政府与与英、美、法、西、葡、意等国往来照会等公文中，均以汉文作为中国官方
文字。 ⑥ 可以说，无论是日常中外往来的公文运行，还是正式签订中外条约章程，汉语文实际上都
已经具备了代表中国进行国际交往的现代国语地位，至少是发挥了现代国语的作用。
概而言之，清朝大一统的内政需要、中外交涉的外部压力和逼迫，以及宪政运动的积极倡导与
推动，最终导致了从“官话”到现代“国语”的延续与转换。 对此，钱玄同曾总结指出，元朝以当时北
方方言为一种“官话”，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和演变，“渐渐成为近四五百年中的普通话。 这种普通
话，就俗称为‘官话’，我们因为他有通行全国的能力，所以称他为‘国语’”。 ⑦ 此论大体符合历史
的逻辑。

四、 清末国家通用语文构建的特点与现代中华民族意识的早期自觉

从前文的讨论可知，清末国家的通用语文建设，首先是中国历史文化持续发展、民族交融不
断扩大的结果。 它既是清王朝实现大一统国家治理的内在需要之延续，建基于朝廷长期推行官
话运动的基础之上，又与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入侵的国家命运、民族危机和现代“ 国语” 概念的传
入及其实践紧密相连，可谓晚清以降民族国家转型、塑造现代国民的政治动力直接驱动的产
物。 这一语文构建，正式开始于清末新政期间，以 1904 年初《 奏定学堂章程》 的颁布、癸卯学制
的实施为标志性起点，以 1906 年预备立宪的开启为加速机制，通过制定《 蒙藏回地方兴学章
程》和《学部中央教育会议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增强了构建力度，加快了推进步伐。 可以说，
清末的国家通用语的构建，得到了朝野的共同推动，且始终由朝廷主导，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
特点。

① 《中葡和好贸易条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前清条约协定”，910000078。
② 《中日修好条规附通商章程及两国海关税则》，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前清条约协定”，910000155。
③ 《清德宗实录》第 13 卷，光绪元年七月上，《清实录》第 52 册，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242 页。
④ 《中葡会订分关章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前清条约协定”，910000081。
⑤ 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739、1517、1879—1880 页；《西班牙国条款》（同治三年九
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西关系卷》，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33 页。
⑥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西关系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代外
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葡关系卷》，中华书局 2004 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
编———中英关系卷·交聘往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 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
编———中美关系卷》，中华书局 2017 年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版，第 1—11 册。
⑦ 钱玄同：《〈儒林外史〉新叙》，《钱玄同文集》第 1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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