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7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六期

2022 年第 6 期

看来，西方和日本教育大盛、发展神速，“固各有由，而初等教育言文为一，容易普及，实其至要之
原” ，可见其吸收了日本现代国语观念的内容，不过他当时还是对直接使用“国语” 一词来指代
①
官话有所忌惮。 后来，王照的“官话合声”方案曾被多省督抚加以采纳并付诸实践，影响远超过其

他方案。
1901 年 5 月至 1902 年，罗振玉发起创办、王国维实际主编的《教育世界》杂志上，陆续发表多

篇介绍日本新学制的文章，也较早使用和传播了现代“国文” 和“国语” 概念。 ② 不过值得强调的
是，在清末，就从日本直接吸纳和传播现代完整“国语”概念———包含全国语言统一、言文一致、国
音标准化乃至学堂通行的基础性教科门类等内涵在内的国家通用语文概念而言，尤其是将这些
内涵与“国语”二字符号明确对接所综合传达的现代“国语” 概念来说，桐城派古文宗师、首任京
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曾发挥过关键作用，进入朝廷“新政”改革阶段的 1902 年也是一个关键性
年份。
1902 年 6 月，吴汝纶奉命考察日本教育，回国后出版《东游丛录》一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日本
新式教育体制，具有现代国语教育的启蒙意义。 正如许多学者都曾提到的，该书生动记录了吴汝纶
与日本热心国语改革和统一的汉学家伊泽修二笔谈，彼此交流在中国实施“语言统一”、设置学堂
国语科的重要性等问题看法的情形。 伊泽告诫他：“欲养成国民爱国心，须有以统一之。 统一维
何？ 语言是也。 语言之不一，公同之不便，团体之多碍，种种为害，不可悉数。 察贵国今日之时势，
统一语言尤其亟亟者。”当吴汝纶担心学堂中科目已多、表示不便续增时，伊泽又强调指出：“宁弃
他科而增国语。 前世纪人犹不知国语之为重，知其为重者，犹今世纪之新发明，为其足以助团体之
凝结、增长爱国心也。”伊泽并以德意志和奥匈帝国两国为例，说明前者语言统一、故国势“日臻强
盛”，后者语言不统一、则“其国紊乱”的历史教训。 此外，伊泽还建言在中国改良语言时，宜像日本
一样设立“普通语研究会”，“普通语者，即东京语也”，也就是可用首都语音作为标准音来进行研究

推广，如此便能尽早实现国家语文统一目标，等等。 ③
通过与伊泽修二笔谈，加之稍前日本大学总长山川关于“教育统一”当以“国语划一”为重等告
诫，吴汝纶受到强烈的思想触动。 他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上述“国语”观念和改革观点，并于几天后
上书管学大臣张百熙，呼吁尽快仿行日本语文统一办法，采纳自己在日本看到的王照《官话合声字
母》这类国语改革方案，他认定：“此音尽是京城声口，尤可使天下语音一律。 今教育名家，率谓一
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此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 日本学校，必有国语读本，吾若效之，则省
笔字不可不仿办矣。” ④ 此一建言和上述与伊泽的对谈，不仅说服了张百熙，还影响到吴氏所在的
北洋集团，以及稍后掌管教育的张之洞和荣庆等人。 直隶总督袁世凯十分赞成这一主张，并很快在
其所辖地区率先进行了尝试。 ⑤ 1903 年吴汝纶病逝，王照在《挽吴汝纶文》中特就这一功绩加以赞

① 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一）》，《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 19—20 页。
② 参见班婷「清末知識人の国語教育意識———癸卯学制以前を中心に———」、中国四国教育学会編『 教育学研究ジヤーナ
ル』第一六号、2015 年、11—19 頁。
③ 吴汝纶：《东游丛录（节录）·与伊泽修二谈话》，《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 27—29 页。
④ 吴汝纶：《上张管学书》，《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 29 页。 吴汝纶与山川总长的笔谈，参见《吴汝纶全集》，黄山书社 2002
年版，第 3 册，第 788—789 页。
⑤ 1903 年，袁世凯及直隶学务处对丰润王金绶等推行官话字母予以批示、复文。 袁氏强调“ 国民普及教育，必由语文一
致”；学务处认为“字母之利，大端有二：一则可为教育普及之具，一则可为语言统一之助”，并通饬各属广设“官话拼音学堂”，其中
多次提到吴汝纶及伊泽修二。 端方等大员日后提倡“简字学堂”，也都反复提及吴汝纶东游之说。 参见何凤华等《上直隶总督袁世
凯书》，陈虬《新字瓯文学堂开学演说》《直隶学务处复文》，严以盛《上直隶总督袁世凯书》，劳乃宣《上学部呈》，《清末文字改革文
集》，第 39—46、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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