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8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六期

黄兴涛 黄 娟 / 清末“国语”的概念转换与国家通用语的最初构建

美，敬佩他“心地肫挚”，不计个人名声得失，借鉴日本片假名，在国内倡行“以字母传国语为普通教
育”。 ① 凡此，均可见及吴汝纶在向国内传导现代“国语” 概念和观念方面，发挥过先行作用，产生
过重要影响。

二、 汉语被确立为国家通用语的“国语”进程与朝野的共同推动
———一个不容忽视的政治文化现象

经吴汝纶等人对日本“国语”概念和改革观念的关键性引入传播之后，通用语言文字意义上指
代“官话”汉语的现代国语概念运用，很快便进入清末新政文教改革的法制化实施阶段。 不过有学
者认为，1902 年 8 月张百熙主持制订的《钦定学堂章程》 所代表的“壬寅学制” 的颁布，即标志着
“汉语的国语地位被正式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这一判断似乎尚可商榷。 因为该学制不但没
②
有真正实施，各级学堂章程中也并未出现明确要求以“官话”讲授的规定，其有关课程名称一般称
作“文学”“词章学”或“作文”“习字”之类，亦难见与“国语”“国文”相类的鲜明语文国族主义概念
符号与其相互配合使用。 实际上，真正表明朝廷认可并推动以汉语通用语为其“所指”的现代国语
概念与观念的制度性标志，还是 1903 年张百熙、荣庆和张之洞共同主持制定、1904 年 1 月正式颁
行的《奏定学堂章程》。 这一章程所构建的新教育体制，一般称之为“癸卯学制”。 “癸卯学制” 的
制定，一方面受到现代通用语的“国语”概念和观念直接而突出的影响，另一方面其颁布和实施又
反过来扩大推广和强化传播了现代通用语意义的“国语”概念和观念，并明确将其与汉语汉文直接
对接起来。
在《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部分，清廷明确规定“各学堂皆学官音”：

各国言语，全国皆归一致，故同国之人，其情易洽，实由小学堂教字母拼音始……兹拟以官
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 其练习官
话，各学堂皆应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 将来各省学堂教员，凡授科学，均以官音讲解，
虽不能遽如生长京师者之圆熟，但必须读字清真，音韵朗畅。 ③

这就等于正式宣告了汉语官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现代“国语”地位。 与此同时，章程还宣称必须
传习中国历代相承的“各种文体”，认为其乃“五大洲文化之精华”，也即“保存国粹之一大端”。 同
时规定：“初等、高等小学堂，以养成国民忠国家、尊圣教之心为主。 各学科均以汉文讲授，一概毋
庸另习洋文，以免抛荒中学根柢。”章程中还偶尔使用过一次“国文”一词（非课程和教科名称），强
调“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 ④ 但章程通篇都没有出现“国语”一词，这显然是要
尽量避免直接与指称满语的“国语”“国书”“清书”和“清文”等发生矛盾，也可见相对于“国文”一
词，“国语”一词乃是当时更遭忌讳的。 为了不在课程正式名称里出现“国语”或“国文”，初等小学
语文课程甚至只好或宁愿以变相全称词“中国文字”来标称；高等小学、中学、师范和大学语文课程
则标称为“中国文学”。 课程名称之外，章程中类似的全称用词还有“中国文辞”“中国语文”“中国

① 王照：《挽吴汝纶文》，《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 32 页。
② 于逢春、刘民：《晚清政府对蒙古族的国语教育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 年第 2 期，第 68 页。
③ 《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总目》，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第 3 卷，商务印书馆 2011 年
版，第 103 页。
④ 《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总目》，《大清新法令（1901—1911）》第 3 卷，第 96—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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