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5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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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 6 期

                   颇有不尽,志存义本,辞近朴质。 至晋惠之末,有沙门法立,更译为五卷。”                                   ①  此处的“国语”,就是
                   泛指“本国语文”而言,或指吴国所用的汉语,或指其本国梵语(从天竺随他而来的同伴竺律炎精通
                   梵文),前一种可能性更大。 我们注意到,此种被学者忽略的“国语”用法,到了晚清国人与大量外
                   国人相遇之时,似得到了更多使用机会。 在早期《申报》里这种用法就有不少,所谓“法人之在外行
                   商者,去国既久,或忘上音,兹得闻国语,亦可感动乡情也”,“因外来者不能同化,多自用其国语,自
                   沿其国俗”等 ,即是明证。 这种依汉语构词习惯自然形成的“本国语言”泛称用法,实为其后来在
                               ②
                   民族主义和宪政国家理念影响下、转化为国家统一语言和通用语言文字意义上的现代“国语” 或
                   “国文”概念,起到一种过渡性的桥梁纽带作用。 这一概念符号后来在中国的“所指”对象,也逐渐

                   由满语满文,最终转变成了汉语汉文。
                       不过,此种转换的第一阶段任务———表示国家通用语的“国语” 概念的创制,由于清朝“国语
                   骑射”政策的限制和日本学习西方走在前列等原因,却是在使用汉字汉文的日本最先完成,并以
                   改变日语中的汉字汉文地位的特殊方式得以实现的。 这其中虽然不无反讽意味,却是真实存在
                   过的历史。 早在幕府末年和明治初年的日本,语言学者前岛密就通过汉文书写的文本,提出改良
                   日本语言文字,有步骤地废除汉字、汉语与汉文,建设以日本原有的假名书写为主的“ 国字” “ 国
                   语”和“国文”的思想主张。            ③  此后,关于引入西方洋字洋文,精简或废除汉字汉文,改良和建设日
                   本大和民族的“国语” “国文”,以更好地服务于其现代国家建设的讨论,在日本学界文界即未曾
                   停歇。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继续探索言文一致、合理保留关键汉字(强调“汉字不可废”但须精
                   减),建成文法更为科学、词汇更为丰富和精确的现代性统一语文的“国语改良”运动,不仅得到学
                   界的广泛支持,而且迅速上升为日本国策。 1900 年初,日本贵族院、众议院最终通过《关于国字国
                   语国文改良的请愿书》,文部省还专门成立了“国语调查会” 来加以指导,学界的有关讨论达到高
                   潮,并逐渐形成全国共识。            ④  日本国内这种既排斥限制汉字汉文、又无法将其彻底消除的国语改
                   革,无疑带给中国人强烈而辛辣的双重刺激,它对此后中国的文教改革产生了直接而复杂的影响,
                   可以说在强化中国人一般现代“国语”概念意识的同时,也从反面无形中增强了国人对于自身语言
                   文字的文化信念,以及进行语文改革的信心。
                       大约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日本的“国语”概念符号开始零星传入中国。                               ⑤  黄遵宪于 1887 年
                   完成,1895 年正式出版的《日本国志》一书,首次将日本“国语”概念以及同汉字汉文的紧密关系清
                   楚地告知国中士大夫,同时反复强调言文一致在普及教育方面的重大意义,书中不仅由此肯定日本
                   “假名之作,借汉字以通和训,亦势之不容已者也”的必然性,而且认为这一变通在提高日本普通人



                      ①   慧皎:《高僧传》第 1 卷,“维祗难传”,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22 页。 已有西方学者注意到这一点,但其仅指
                   出此处的“国语”意为汉语方言,没有强调其为“本国语言”的泛称用法。 参见 Victor H. Mair, “Buddhism and the Rise of the Written
                   Vernacular in East Asia: The Making of National Languages,”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3, No. 3 (Aug. 1994), pp. 725 - 727。
                      ②   参见《法语流传》,《申报》,1884 年 2 月 15 日,第 2 版;《读美洲移民统计表感言(续上月二十三日)》,《申报》,1909 年 4
                   月 21 日,第 3 版。 另可见《白下秧歌》中述及来自各国的客人“各以国语相酬答”,有人翻译。 参见《白下秧歌》,《申报》,1887 年 5
                   月 22 日,第2 版。
                      ③   参见前岛密 1869 年《國文教育之儀二付建議》 (收入前岛密《國字國文改良建議書》,非賣品,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1899 年)一文,这是主张以假名为基础建设国字国语论;稍后主张以西洋字为基础建设国文国语的,则有通晓汉文、西文的西周等
                   人,可见西周「洋字を以て國語を書するの論」、『明六雜誌』、1874 年第 1 號。
                      ④   参见曹雯《汉字汉文在日本:明治时期日本文字语言文体改良研究》第 3、4 章,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26—228、254—
                   272、290—319 页。
                      ⑤   如顾厚焜 1889 年成书的《日本新政考》第 2 卷就提到日本学校开设“国语”和“汉文”课,参见刘雨珍、孙雪梅编《日本政
                   法考察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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