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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

不一言，惟其平日不言，危急之秋似不可不言”。 ①
公电、私电的界定只取决于电报收发方的情形，若从所涉事务的公、私性质而论，公私界限将不
复分明。 简言之，军机处收发之公电往往一秉大公、鲜谈私事；私电则相对灵活，内容多兼顾公私。
如光绪二十七年八月，李鸿章已病重，枢垣诸公自然明了，但来往公电对此未置一词；而在当时荣禄
致李鸿章的私电中，则专门问候“尊体是否就痊，眠食俱好否”，并慰其“为国加意保重”。 ② 私电亦
常接踵公电之后，对公电作进一步阐发。 如“惩董”纠葛中，鹿传霖便曾单发一电，称“董事已详公

电，确是实情，朝廷甚为难。 荣自顾不暇，何敢庇董自危，实恐急办必生事”，为朝廷和荣禄开脱。 ③
统观行在枢臣与全权大臣之间的公私电报往来，双方多就惩凶、议约、赔款等事反复商榷，不可
否认这有利于群策群力、探寻最优解，并尽可能促成内外官员的共识。 但是，由于当时存在西安、北
京、东南等多种势力并存的局面，致使诸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的情形屡见不鲜，客观上又增加了谈

判过程的复杂性，从这一角度讲，“最优解”可能不得不打折扣而为折衷之策。
另外，“庚子西狩”时期的电报往来其实是以损害皇权为代价的。 既有研究关注到此际枢臣与
外臣联络的常态化 ，而常态的实现又依赖于电奏传递流程的转变。 军机处之前只负责电奏的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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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此时则代替总署成为代奏者。 枢臣遂得以先于两宫一窥奏报，由此获得对电文一定程度的措置
权。 这固然可以帮助上奏者适当规避风险，为建策的改进留有余地。 譬如全权大臣就列强要求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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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祸首一事请行在军机处代奏 ，并祈电旨允准。 ⑥ 军机处回电称，“现在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
且“洋人日内又在过年”，主张“稍迟一日”，于次日召见时“再行详细面陈”。 ⑦ 然唯其如此，权力的
边界渐趋模糊，专属皇帝的优先知情权被大大攫取了，奏折“直达天听”的政务功能遂被普遍利用

的电奏削弱，两宫看到的奏报往往已是多方磋磨、精心裁夺后的产物。

余论

约瑟夫·奈（Ｊｏｓｅｐｈ Ｎｙｅ）认为，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权力正在从‘拥有雄厚的资本’转向‘拥
有丰富的信息’”。 ⑧ 实则早在帝制时期，信息对于国家政治的特殊意义便已十分明朗，“历代朝廷
对于军政信息、社情民意动向都十分关注” ，民情政令的上传下达效率，直接与政务处理能力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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榫。 因此，对于遁入西北的行在而言，及时发布诏令、掌握各方动态实是燃眉要务，有线电报这一近
代通讯技术遂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不过相对于讨论电报通讯在“庚子西狩”期间的作用，本文更侧重于聚焦“行在—京师”这组关
系，思考通讯机制是如何构建的。 由于其时京师周边电报损毁迟滞，加之两宫西行后流转不居，留
京官员起初只能依靠亲往或商递、驿递等方式联系行在；行在联络京师，则多以“六百里加急”的差
递之法经保定转寄。 不过驿递终归蜗行牛步，待行在驻晋后，重启电讯便成当然，京师与行在之间

① 《盛宣怀致王文韶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第 ２ 卷，第 ６０ 页。
② 《盛宗丞转荣相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到），顾廷龙、戴逸编：《李鸿章全集》第 ２８ 册，第 ４２６ 页。
③ 《盛宗丞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到），顾廷龙、戴逸编：《李鸿章全集》第 ２７ 册，第 ５１７ 页。
④ 王刚：《从枢臣、全权大臣、东南督抚的互动看〈辛丑条约〉的形成》，《历史教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１ 期，第 ３７ 页。
⑤ 《寄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四日），顾廷龙、戴逸编：《李鸿章全集》第 ２７ 册，第 ４７５—４７６ 页。
⑥ 《寄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五日），顾廷龙、戴逸编：《李鸿章全集》第 ２７ 册，第 ４７７ 页。
⑦ 《行在军机处大臣为拟明日召见再详细面陈议款事致北京电》（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七日），《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
第 ９ 册，第 １８２ 页。
⑧ 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１０５ 页。
⑨ 邓小南：《信息渠道的通塞：从宋代“言路”看制度文化》，《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第 １０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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