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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泽民 ／ “庚子西狩”时期电报通讯机制考析

逐渐形成以上海为枢纽的通讯机制，保定和陕西也一度成为西、北两翼，呈现电报、驿递并举的样
态。 其后由于联军允借京津行军线，中方亦委托大东、大北两家电报公司辟设沪沽水线，在两宫移
驾西安后，两地电报须经陆路中转的情形终告一段落。 “幸陕”期间，两地电讯主要依循如下线路：
行在政令先由西安电至上海，再先后经沪沽水线、津沽陆线、京津行军线（后津沽陆线与京津行军
线为京津沽陆线所代）送达京城。 直至回銮前夕，随着外国军队陆续撤出，京师官电及直、晋、豫等
地的断线加紧修复，以上电报线路才算完成使命。
为避免受议和谈判这一主调影响而出现重全权大臣、轻留京大臣的情况，本文在厘清上述流程
的同时，也论及以昆冈为首的“留京办事大臣” 群体及其主导的临时办公场所———柏林寺留京公
所。 留京大臣这一差使实际承袭自清代历次巡幸均有设置的“留京办事王大臣”，在缺少亲王领衔
的情况下，这一群体由内阁领导，以阁臣为尊。 留京公所虽名为办理公务之所，事务却并不繁剧，其

常态功能实是协助京官“拜发折件”及恭聆圣谕，是一处服务于京官的重要信息集散地。
至于行在与京师间的电报收发实践情形，透过行在军机与全权大臣间的电信往来可以较为直
观的展现。 由于彼时电奏、电旨比重骤增，“电奏—电旨”模式在全权与行在的政务交流中最为常
见；另有一种无关上奏、降旨的交流亦不鲜见，即双方基于具体事件而进行商讨。 这两类电讯方式
均以军机处全班为收件或发件方，称为“公电”；与此相对的则是以某位枢臣作为收、发方的“私

电”。 两类电文的性质或直接影响到两宫对信息的获取，故理应有所关照。
质言之，行在与京师之间的公私电报往来，固然打破了两宫远离京城的孤悬状态，有效沟通了
行在、全权、督抚及驻外公使，保障了政务信息的畅通与对外交涉的及时，成为“庚子西狩”期间清
廷统治得以维系、战争时间与规模得以控制的重要条件。 与之一体两面的是，通讯的高效实际又使
本就政见歧出、权责不一的“多角政治”更为集中地凸显，由此衍生出的决策困难、交涉复杂等负面
因素也应纳入考量，这种正反作用力的不断撕扯几乎贯穿了辛丑和谈的全程。 同时，因电奏代奏方
由总署变为军机处，枢臣率先得观电奏而对皇权的侵蚀作用亦不可忽视。 以上情形的出现，与电报
之于王朝政治的“两面性”有着根本关联：电报在晚清政坛的投入使用，本出于统治者强化政权的
目的，然而在实践过程中，这一不受纸本束缚的新式通讯难以避免地衍生出不为皇权所控的隐秘地
带，臣僚之间乃至臣僚与外国驻华使臣、领事之间的私相联络变得格外普遍，原先双线运转的、上传
下达的信息路线，一变而为多线并存的信息“网络”，反而对以奏折、廷寄等政情传递制度见长的清
代专制皇权造成冲击。 当然，对王朝制度而言的“负面”，恰是时代演进的“正面”；唯如此一来，信
息与政权之间的关系更宜深思。

（责任编辑： 杨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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