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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第 3 期

                                       ①
          期“焦土抗战”的类型与嬗变过程 ,尤其对朱家骅的“焦土抗战”认识与实践,尚无专文论及。                                        ②
              笔者在查阅朱家骅档案过程中发现朱家骅与这场辩论关系非常密切。 从 1937 年 11 月到 1938
          年 1 月这三个月中,朱家骅在调离浙江省主席一职时发表“离浙声明”中首次谈到“焦土抗战”,履
          新途中一路解释“焦土抗战”,比较清晰地表明了他关于“焦土抗战”的观点;从他在任时暂缓炸毁
          钱塘江大桥、制止破坏杭州阴谋,到杭州沦陷前下令保全杭州城的“焦土抗战”实践,他因所倡导和
          界定以“爱惜民力物力”为前提的“焦土抗战”,即“若定须自我焦土,仅以破坏重要军事设施为限”
          的“焦土抗战”,一度被视为“焦土抗战”的主流异见者。 等到长沙城因执行“焦土抗战”而被“自我
          焚毁”后,国民党高层和知识界、舆论界在谴责长沙大火责任人时,纷纷反思而后赞同朱家骅的“焦
          土抗战”观点。 可以说,朱家骅之“焦土抗战”观点和实践,贯穿了全面抗战初期中国“焦土抗战”论
          争与实践问题之始终。 本文拟根据蒋介石日记、朱家骅档案等资料,以朱家骅为中心,对全面抗战

          初期国民党高层对“焦土抗战”的认知、分歧、实践与反思,作一系统探讨。


                                一、 以爱惜民力物力为前提的“焦土抗战”

              1937 年 11 月 26 日,尚在杭城守土有责的浙江省主席朱家骅收到蒋介石电报,称:“兹为适应
          军事起见,仍调季宽兄主持浙政,已交院发表并促其即日就职。 兄俟交代完毕后,请来中央相助,中
          意尚拟借重吾兄赴德以利外交也。” 朱家骅接到此电令后,于第二天下午回电蒋介石,表示服从调
                                         ③
          任,待与黄绍竑交接完毕即履新,其电文称:“浙省为东南重寄,自应妙选将才,主持要政。 且寇乱
          之际,人心不定,秩序安定,抚辑流亡,请再促季宽兄即日来杭,实为至要。 职俟交代即讫,辄来中
          央,再求面示也。” 同日,《东南日报》也刊登了“中央社”有关浙江省政府改组消息,“中央决定改
                         ④


             ①  赵德教:《“焦土抗战”提出时间辨》,《郑州大学学报》1985 年第 3 期;曹光哲:《新桂系“焦土抗战”论评析》,《广西社会科
          学》1987 年第 3 期;郭晓合:《李宗仁的“焦土抗战论”》,《广西大学学报》1989 年第 1 期;陈木杉:《从函电史料观抗战时期的蒋汪
          关系》,台北,学生书局 1995 年版,第 173—192 页;李培礽:《论新桂系的“焦土抗战”》,《桂林市教育学院学报》1997 年第 3 期;张
          熙照:《“焦土抗战”———桂系李宗仁对日外交观》,赵秀兰主编:《派系与外交———民国时期对日外交思想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36—359 页;王向文:《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焦土抗战”政策》,硕士学位论文,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
          理学院,2005 年;徐虎:《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焦土抗战”》,《档案时空》2010 年第 5 期;杨维真:《1938 年长沙大火事件的调查与
          检讨》,台北《“国史馆”馆刊》2012 年第 33 期(该文部分内容以“‘焦土抗战’与长沙大火”为题改写,收录于张瑞德等著《抗日战争
          与战时体制》,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73—82 页);刘大禹:《酆悌与长沙文夕大火新探———基于〈酆悌遗著:焚余日记〉的解
          读》,《民国档案》2013 年第 4 期;李志毓:《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86—198 页;李常宝:
          《1938 年长沙大火的再考察》,《南京社会科学》2015 年第 7 期;左双文:《抗战史事的“自述”与“他述”———以战时粤系军人相关的
          几则史事为例》,《学术研究》2017 年第 2 期;粟明鲜、庞贝:《抗日是唯一的出路———李宗仁关于焦土抗战论的抵抗理念》(上、下),
          《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2018 年第 3—4 期;郑会欣:《“风声鹤唳下的张皇之举”:亲历者笔下的长沙大火》,《南开史学》2019 年
          第 2 期;韩诚:《〈洪波曲〉修改与长沙大火责任论争》,《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20 年第 3 期;陈家磊、桂运奇:《“焦土抗战” 四重
          意涵之考释》,《宜春学院学报》2021 年第 8 期;郭辉:《抚慰人心与政治运作:1938 年长沙大火的罪责定调》,《抗日战争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②  关于朱家骅与焦土抗战,王聿均在《朱家骅对浙江建设的贡献》一文中,非常简略地提及朱家骅不赞成焦土抗战、保全杭
                                                                 “
                                                                                 ”
          州城之事(参见《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28—1937)》上册,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5年编印,第129页);
          胡颂平《朱家骅先生年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和杨仲揆《朱家骅先生的风范与事功》(台北《近代中国》 第 48 期,
         1985 年 8 月)均有数段文字论及朱家骅拒绝焦土抗战、保全杭州城的史实。 赖志伟《书生从政:朱家骅在国民政府的政治活动
          (1927—1949)》(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2004 年,第 69—71 页) 则根据杨仲揆之研究成果和朱家骅档案,对杭州
          沦陷前朱家骅拒绝“焦土抗战”相关史实作了介绍。
                                                 “
             ③ 《蒋介石致朱家骅电》(1937 年11 月 26 日),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 01 - 02 - 018。以下
                                                                ”
          不再一一标明藏所。
             ④  《朱家骅回蒋介石电》(1937 年 11 月 27 日),朱家骅档案,301 - 01 - 02 -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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