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1 - 《近代史研究》2020第六期

&成史屠寃 2020年第6期

数次不同规模的华人反对加捐事件，工部局早期虽不无妥协之例，但自19世纪末开始即一贯采取
强硬立场。1919年华人商民为争取参政权利，也曾拒绝缴付新增房捐,工部局采用强制手段征收,
华人最终屈服缴纳。①工部局之所以惯以强硬姿态解决华人反对加捐事件,除了财政方面的考量

外，更重要的是旨在维护自身的市政管理权威。董事会和主要行政官员普遍认为，一旦妥协即是向
华人示弱，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随着国民革命时期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和反帝思想的
流播,这种忧惧势必更趋强烈。
此次华人反对加捐运动不仅影响到工部局的财政状况和市政权威，而且直接挑战了上海公

共租界的行政体制和政治地位。1927年公共租界总人口约为84万，其中外侨人数不足4万，华
人居民占95%以上。②据工部局估算，是年华人应缴各项主要捐税总额约为535万两，外侨约为

435万两,分别占55%和45%。房捐是最大的捐税进项，占总额一半以上，其中华人应缴约320
万两，外侨约为185万两(皆按16%新税率估算)。③若华人拒缴新增房捐，工部局将减少近40
万两税收。如果说财政问题尚可尝试其他途径解决,那么华人对公共租界制度和地位的挑战，
在工部局看来则是更严重的威胁。华人反对加捐的理由除经济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加捐案未经

纳税华人和中国地方政府同意,其矛头直指公共租界由外侨垄断的市政体制和高度自治的政治
地位。
自恃得到列强军队保护的工部局完全无意撤销加捐政策，但由于华人反对运动声势浩大,加之南

京国民政府与列强关系尚不明朗,工部局的最初应对较为谨慎。6月28日，工部局总裁希尔顿-约翰
逊(A. H. Hilton-Johnson)向董事会解释称，若从原定的7月1日起按照新税率征收，华人很可能拒
缴全部房捐，而采用强制手段则可能导致华人总罢市，因此主张在7月头两周内暂时只向外侨征
税，同时尽快与领事团和中方外交机构沟通，并寻求上海总商会的合作。他认为华人反对加捐主要

是一场政治运动,一些极端分子试图藉此达到其政治目标,建议董事会先确认南京政府是否支持运
动，若后者否认，则可通过本地外交机构请蒋介石下令平息风潮。④董事会同意上述观点和建议,

决定推迟两周向华人征捐，寄希望于南京政府出面解决和总商会的配合。
通过会晤中方外交官员，工部局方面很快了解了南京当局的基本立场。6月29日下午，总董
费信惇(S. Fessenden)和总裁希尔顿-约翰逊拜访交涉员郭泰祺。郭称国民政府的既定政策是通
过谈判而非煽动民众运动以改变租界现状，反对加捐完全是民众自发行为，政府并未支持,国民党

员活跃其中只是偶然现象。但他同时表示，工部局加捐是不智之举，将扰乱公共租界现状并引发其
地位问题,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华人立场自然持同情态度。因此,郭拒绝呈请蒋介石出面压制,而
是建议工部局与华人代表协商解决，以避免发生严重骚乱，他本人愿从中促成。⑤据希尔顿-约翰

逊称，外交部驻沪办事处处长陈世光对工部局面临的局势“表示同情”，建议后者在华文报纸上发

① 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华顾问会的始终》，《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第1卷第4期，1934年3月，第926—950页。
②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141页。
③ Official Statement by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July 6, 1927 (published on July 15, 1927) , Robert L Jarman ( ed.),
Shanghai: Political & Economic Reports, 1842 -1943: British Government Record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ity, Vol. 15 , p. 629.
④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3册，第456T59页。总裁是工部局的主要行政长官，受董事会的指导，督
导工部局所有处室，可向董事会提出政治及公共性建议。史梅定主编：《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
页。
⑤ uChinese and Increase in Rates,M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诚w Gage林e, July 2, 1927, p. 16.上海市
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3册，第460页。《郭交涉员对增加巡捕捐之谈话》，《申报),1927年7月1日，第4张第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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