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三期

余新忠 / 以新守旧 以中化西

见，其论述表面看似明白晓畅，其实多有笼统模糊之处。
晚清以降，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后，各种新的观念和思潮风起云涌，不过 20 余年的时间，中国社
会的整体风气可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这一时期，也正是丁国瑞比较活跃的时期。 颇有意思的
是，置身于时代的大潮中，他不仅没有与时俱进，对代表西方、科学和文明一方的西医表现出日趋开
放积极的态度，反而日渐表现出全面固守中医本位和对中医的推崇和自信。 如果说早期他尚无底
气批评西医，愿意较多谈论西医的优长以及中医的不足的话，到后期，他虽然还承认西医有所长，但
更多只是从道理上来说的一种笼统的说辞或口号了。
他的这一做法不禁令人想起 19 世纪后期一些新派人士，往往以高举“中体” 之大旗或承认中
医有至理来作为其倡导西学和西医的策略，只不过时过境迁，丁国瑞则反过来需要通过表明认可西
学西医，来为自己阐扬中医的论说提供合理性。 这不禁令人感叹时代的风云变幻，而感叹之余，亦
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令丁国瑞逆潮流而动，执着于中医的保固与发扬？ 他个人的经验，又对
我们思考中西医汇通和中医发展有怎样的启示？
首先，与丁国瑞个人的经历和处境密不可分。 丁国瑞出身于京城家境良好的回族家庭，京城虽
贵为首善之区，但非近代开风气之先之地。 目前我们对丁国瑞早期的受教育情况不甚了了，但比较
确定的是，他并没有致力于举业。 他曾自述，“鄙人资质极钝，幼而失学，于那诗赋文章等事，未尝
研究。 故凡欲有所言，都是演成白话。 十年前我总看这功名一途，没有多大趣味，因想到习医治病，
倒可以利己利人”。 不难看出，他从小并没有接受良好系统的“小学”教育，更谈不上获取功名。 虽
然读书识字，但书面文字能力不强。 凭兴趣开始学医，主要以自学为主，阅读传统医籍，并向名医讨

教，“后来又买了几部西医书，看着倒容易明白，然而两相比较，总是合不到一处”，也即不得要领。
直到 1901 年在北京认识了一位叫饭冢文市的日本军医，两人比较投缘，相处 40 天，“才知道人家治
病制药，都有条理”，也就在这时才认识到西医的好处。 这一度让他想出国学习西医，但经济条件
不允许，只好作罢。 “后来又想着入个医学堂，无奈不通洋文，又为家计所累。” 由此可见，他是一
①
个对西医有所接触和了解的中医师，虽然聪颖而善思，但且不说是西学和西医学，就是中学和中
医学，大概也很难说有很深的修为。 这些都使他只能以中医的身份开展工作，并以此作为自己的
安身立命之本。 而进入职场后，随着年龄增大，更让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学习西医知识。 一个人
的思想观念，固然并不必然由他的职业和处境所决定，但肯定会受此影响。 他中医的身份自然让
他更多地站在中医的角度思考问题，而他对西医学的了解不足，也会制约他从西医的角度去认识
和理解问题，并妨碍他去领会西医学的精妙。 不仅如此，而当他逐渐成为中医界的代表人物后，
则更进一步促使他站在中医的立场上思考和处理事务。
其次，缘于当时中医对疫病等疾病治疗，至少在疗效上不输西医，甚至有一定的优势。 通读丁
国瑞的文章，不难发现，他并非不讲道理和逻辑、放言空论之人，可以说，他在文章中日渐表现出对
中医的自信，应非虚张声势，而是基于自身认知而形成的一种心理状态。 他的这种自信应主要来源
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中医治疗上效果的日渐自信，二是发现了西医在疫病治疗上的无能为力和疫

病防控中存在诸多可议之处。 一个医生对于自己医术上的自信，显然多源于其个人治疗上的经验。
丁国瑞早期对于西医往往褒扬多于批评，而后渐有变化，表现出更多从具体内容出发对中医的褒扬
和对西医的批评。 这应该与他因治疗经验日渐丰富和渐有成绩而带来的自信关系密切。 虽然并无
直接的材料可资证明，不过揆诸常理，应该不难体会到这一点。 当时，丁国瑞能够作为医药研究会

① 丁国瑞：《和中西医》，天津《大公报》，1903 年 3 月 6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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