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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清平 ／ 全面抗战前期四川施行盐务新制的困境与破解之举

增，导致大后方食盐供不应求，不少地方盐价飞涨，甚至出现“盐荒” 现象。 连战时首都重庆也在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发现缺盐情事”。 据调查，这是因“未受统制之盐摊小贩，乘机抢购囤存，致使一时盐
价飞涨”。 对此，“政府以一时岸地缺盐价高，归咎运商之居奇，运输之不力，始有根本改革之议”，
并“认为运商短运，有以居奇且咎及统制自由盐法不良，有更张必要”。 ①
这时期，大后方新津、石柱、兰古、浦江、广安、高县等地均出现缺盐现象。 甚至在 １９３９ 年春，川
西各县因该岸团体销商办理不善，发生“人造盐荒”的情况。 为了解决缺盐问题，防止奸商囤积居
奇，国民政府于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各地贴出场盐官运，岸盐官接，并先行招商代运，重新改制”。 ②
再次，从保障抗战前线食盐供需来说，鄂湘等地急需供给。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日军占领广州、武
汉，国民政府中央退居西南一隅，鄂、湘等地成了抗战前线。 前方食盐唯赖川产，川盐的销区因之扩
大，除供给后方之需，还要保障鄂、湘前线，“佥以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原则之下，供给前方所关至
巨”。 一些本来销往叙永、涪陵两岸的盐“挪运湘、鄂，以济战区”。 在盐产不能迅速增加的情况下，
“遂致边计各岸形成供不应求”之势，“而零盐店贩，自然造成盐荒之现象”。 ③ 为了解决前线的缺
盐问题，国民政府一方面下令赶运湘、鄂之盐，另一方面进行盐务改制，以统筹食盐的运销。
最后，从应对财政危机的意义上讲，施行新制也是为了掌控食盐资源，保证稳定的财政税源。
新盐制相较于统制自由制度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新制凸显了官收、官运，目的在于由政府完全掌
控食盐的产、运、销。 “在盐由民制的情况下，盐的官收是主要环节，这不但是控制盐源的必要，也
④
是控制税源的必要。” 盐税是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全面抗战以来，沿海各地相继沦陷，
盐税为日方所截留，导致中国的巨额盐税锐减。 与之相对，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却在全面抗战以来
猛增。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报告，“抗战以后，税收不及平时之半，而支出则倍于从前，
此一年半之亏短达二十万万元以上”。 ⑤ 财政收支严重失衡。
为解决财政危机，坚持抗战，国民政府除采取增税、举债、发钞等常规手段外，还变革盐制，以保
证稳定的盐税。 在七七事变爆发不久，盐政总局在谋划盐政时提出，“战时盐政，对于人民淡食一
层，尚可无虑。 所应筹划者，厥为国家税收”。 ⑥ 此语道破了国民政府变革盐制的真实意图。
虽然国民政府一再强调“对于盐税，则不仅注意税收，必须兼顾民食” ，但在面临严重财政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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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情形下，增加盐税仍是国民政府进行盐务变革的首要考虑因素，所谓“战时盐务，已随抗战而
并进，中央对盐务之倚重，除供应军需民食外，对国家战时财政之筹措，国军副食费之附征，均取给
于斯，具见我最高当局重视盐务之切”。 ⑧ 在应对财政危机的迫切需求之下，变革盐制成了国民政
府摆脱财政困境的一个突破口。 正如缪秋杰所说，“抗战军兴，重要海盐产区，先后沦失，运道阻
绝，腹地各省，运不济销，民食税收，均有困难，乃藉‘民制、官收、官运、商销’政策之推行”。 ⑨

① 《犍场引岸运商联合办事处致电川康盐务管理局》（１９３９ 年 ８ 月 １８ 日），自贡市档案馆藏，川康盐务管理局档案，０００３ －
０５ － ０２８１８。
② 《成都市政府致四川省政府呈》（１９３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财政厅档案，民 ０５９ － ０１ － １５０５。
③ 《犍场引岸运商联合办事处致电川康盐务管理局》（１９３９ 年 ８ 月 １８ 日），自贡市档案馆藏，川康盐务管理局档案，０００３ －
０５ － ０２８１８。
④ 金鑫等编：《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盐税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２１０ 页。
⑤ 孔祥熙：《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财政部财政报告》（１９３９ 年 １ 月），《民国档案》１９８６ 年第 ２ 期，第 ７４ 页。
⑥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２８ 日盐政总局总办朱庭祺为筹划战时盐政致财政部部、次长密签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
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第 ４ 卷，南开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１０ 页。
⑦ 孔祥熙：《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财政部财政报告》（１９３９ 年 １ 月），《民国档案》１９８６ 年第 ２ 期，第 ７１ 页。
⑧ 杨兴勤：《中国战时盐务问题》，国民出版社 １９４３ 年版，“再序”。
⑨ 缪秋杰：《当前治盐政策之使命》，《盐务月报》第 ５ 卷第 １、２ 期合刊，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第 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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