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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伟 / 从潜流到激流:20 世纪 30 年代北平的左翼思潮与行动

范围很小。 内心虽有革命热情,但没有明显显露出来,不被外人了解,因此一直是在“清华的革命
同学的圈子之外”。 他对中央苏区有向往,因共产党的坚决抗日主张而受到鼓舞,但在北平“看不
到共产党的活动,连共产党的标语和传单都没有看到”。 于光远相信“共产党在北平一定有人,也
很可能在清华就有”,但就是看不到,也不知道谁可能是共产党。 游行当天,于光远是主动加入队
伍的,事先并没有得到通知,与游行队伍里面的很多人都不认识,没有与人交谈,也没有结识新的朋
友。 他是在参加了南下扩大宣传队之后,才接触到清华大学的进步学生,后来加入民先队,才真正
“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中去了”。 ①
以上这些出自于光远的晚年回忆文字,他对自己当年的心路历程有详细的披露。 另一位清华
学生杨学诚因为牺牲较早,没有留下较多的个人记录,但是蒋南翔作为中共清华大学支部的负责
人,曾密切关注过他。 据蒋回忆,杨学诚在 1934 年考入清华大学之初,还是一个“埋头功课、对政治
并无兴趣的人”,“平时沉默寡言,没有什么锋芒”,是一个安分守己的“正统派”好学生。 但随着日
本侵华导致的亡国危机,“使素来埋头用功的学诚同志,也不能不卷进动荡不安的政治激流中,再
不能毫无感应地‘安心读书’了”。 “一二·九”运动爆发时,杨学诚还不是共产党员,“就是共产主
义的思想准备也不很充足;他参加救亡运动,是如此的积极热烈,最有力地支持着他的,可说是一腔
沸腾的爱国热情”。 ② “一二·九”运动后,杨学诚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 1936 年秋接替蒋南翔担任
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
“一二·九”运动既是一场反抗日本侵略的政治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运动,反映了民族主义勃
兴背景下北平青年的思想转向与人生追求,亦是 20 世纪 30 年代北平左翼思潮发展的“沸点”与高
峰。 突然爆发的政治热情甚至超出了组织者的事先预估。 据彭涛介绍,“一二·九” 运动之前,学
生运动遭到破坏,学生一度比较沉闷,“表面上看起来都是读死书,其实他们心里对局势都很愤慨,
由于各种组织教育工作,加上形势一紧张,一号召大家就起来了”,“队伍每到一处总有人参加”,
“很多中间学生也参加进来了,甚至落后的也参加”。 ③ 当时还是中学生的何兆武对“一二·九”运
动的回忆也与此呼应,“开头是大学生,北大的、清华的、燕京的、师大的,都是他们在游行,经过一
个学校就敲门,中学生就跟着跑,抗日救国的热情高涨,我们都跟着跑”。 ④
赵俪生认为,当时青年的左转倾向不是偶然的。 北洋的路走不通,孙中山与蒋介石的道路也走
不通,因此只能“另谋出路”。 ⑤ 韦君宜也称,她投身“一二·九” 运动主要是受到抗日救亡热情的
激发,“我们在街上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报纸上对于爱国运动却只字不许提。 我们回到学校,
愤怒充满胸膛。 政府不支持爱国,只有共产党才说必须抗日,左派刊物高呼无保留地支持学生的抗
日运动。 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 ⑥
后来担任清华大学民先队队长的李昌也指出,当时参加南下宣传团的同学虽然都是“一二·九”运
动中的积极分子,“但有些人开始只是激于爱国热情,单纯要求抗日,只是军警特务的水龙大刀才
使他们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破灭了”。 ⑦ 自九一八事变之后,强烈的民族主义与抗日救亡运动汇
流,不断丰富北平左翼思潮的主要内容,而国民政府在面对日方侵略的应对失当与低效则进一步推

① 于光远:《“一二·九”和我———讲讲六十年前我自己的故事》,《平原大学学报》1995 年第 4 期,第 13、17、18、21 页。
② 蒋南翔:《纪念“一二·九”运动的战士———杨学诚同志》,李昌等:《“一二·九”回忆录》,第 164、166 页。
③ 彭涛:《关于“一二·九”运动的回忆》,《北京党史资料通讯》第 34 期,1985 年 11 月,第 32、33 页。
④ 何兆武:《上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15 页。
⑤ 赵俪生:《篱槿堂自叙》,第 38—39 页。
⑥ 韦君宜:《思痛录》,第 4 页。
⑦ 李昌:《回忆民先队》,李昌等:《“一二·九”回忆录》,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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